诗人之死与自杀文化的阴谋_读书

诗人之死与自杀文化的阴谋

2008年08月05日 10:14【大中小】【打印】

我还不无悲哀地发现，这种鼓励放弃、歌颂自杀的论调俨然已经形成一种“自杀文化”。似乎只有放弃了自己肉身的生命，才是有尊严的生命，才能剔除日常生活的繁琐和平庸，才能够充分表达与这个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庸俗化倾向的不合作。这样的“自杀文化”，在种种繁缛、精美的包装下，堂而皇之的穿行在社会中间，正在或者已经侵入很多人的生命意识中。

学者王晓明曾经说；“胡河清式的情绪，我们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自然，我总会迅速掐灭这类念头，即便一时掐不干净，也总是尽量将它压入心底。”这样诚恳的话语，在激烈的青春的决绝的语境下，却往往被认为是迂腐的，庸常的，缺乏独立人格的。大众似乎更愿意接受“文化守灵人”这样大且悲壮的语词。1994年，胡河清是守灵人；2007年，轮到余虹守灵了。

我们尊重死者的选择，但我们不能放纵我们情绪中最为激烈、也最为恶劣的那一部分。很多人在猜测余虹的死因时，都引用了福柯的一句话，“一个人，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自己。”试图以此来印证余虹的最后选择是在“自己完成自己”，可是，福柯的这句话为什么不能理解为对生命的珍重呢？为什么“对生命的礼赞”、寻找人文精神就只能以“非正常方式”进行呢？

临界那一刹那，余虹的心态无人可知，胡河清的心态也无人可知。惟其不可知，故不可强作解人；更不可以别人的决绝来释放自己的情怀，说什么“选择哪站下车，无所谓”的风凉话，借着他人的血光，强调所谓唯美的、理想主义的死。我们当然要个体生命的尊严、要纯粹的自由、要理想的社会制度安排，但决不应该鼓励什么“毫不妥协的方式”，那是阴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生生不息之为易”，这样的来自传统文化最核心层面的教谕，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也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强健的生命力，同时，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待生与死的两难选择时的最好姿态。逝者余虹已经远远的离去了，无论说什么，都只是言说者情绪的释放。惟愿那些智者的“自杀文化”离我们远一些，不要拿余虹的酒杯，浇自家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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