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传》 止庵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年1月出版 【阅读连载】

问：学界对周作人的评价似乎始终离不开“周作人是汉奸”这个政治命题。而你对他却情有独钟，你怎么看他？

答：给周作人下结论，不是我能做的，我只是一个普通读者、普通作者。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案子，国民党的法院正式做过判决，解放后共产党的法院也做过判决，迄今为止并没有新的判决。我完全无意也不可能推翻这些判决。但是我关心的是，当初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自己的逻辑是什么。很多人觉得他做这件事情很傻，可是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这涉及到我对历史特别感兴趣的一个点。我一直希望读到一本《人类动机史》或《人类意愿史》之类的书。我最关心的不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人们想什么，因而做什么，我特别关注动机与结果的不一致处。我们根据结果做出判断，考虑动机予以理解。我写《周作人传》，可以说是“动机史”或“愿望史”的一个片断。从前我写的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神奇的现实》，也是类似的书。

问：你写《周作人传》是基于什么立场？

答：我写的主要是周作人的思想历程。一个人的思想是很重要的东西，跟这个人做过什么事没有太大关系。二十世纪中国缺乏纯粹的思想者，不止周作人，鲁迅、胡适也是如此。胡适对政治有那么多年的介入，鲁迅晚年舍弃了那么多东西，这些都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又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因为他们有个基本宗旨，就是启蒙主义。他们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花了太多的时间、付了太大的代价在把思想变成现实上，而事实证明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周作人一方面讲“教训之无用”，一方面讲“道义之事功化”，而这是相互冲突的。他的思想在两者之间徘徊，他的悲剧也在这里。“道义之事功化”是针对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名其道不计其功”的，但我觉得道义本身就是事功。我曾写过这样的话：思想是惟一有可能对“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命题提出挑战的，思想本身因此而成为一种存在。我始终认为思想不一定要付诸实施，思想本身就是现实。如果思想一定要变成行为才有意义的话，那么回过头看那些先哲，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他们大部分的思想从来就没有实施过，可我们能说这些思想没有意义吗？假如没有这些思想的话，我们的现实将是多么乏味、黑暗？

问：就像周作人说的，“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

答：对。这段话我最佩服，觉得是他思想的极致。你们办杂志，真的觉得有人看了杂志，天下就因此改变吗？真有人因此就能觉悟、洗心革面吗？我有个书店老板朋友，出版了一些书，觉得这些书可以使人幡然醒悟，给国家甚至给世界带来变化。他认真地跟我这样说。我说不可能吧。他说你这是犬儒主义。

我的确是个犬儒主义者，但是大家对犬儒主义的理解不对。犬儒主义者并不堕落。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其实天生仲尼，万古还是长如夜。孔子好比一个火炬，这个火炬在黑夜中，黑夜就不仅仅是黑夜，火炬的意义或者说思想的意义就在于此。

正因为这样，我们还要说一些话。这也就是古往今来为什么有那么多作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