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展由香港贸易发展局这样一个商业性机构来办，可能是香港历史上的一个意外。”邱松鹤说，那时还没有香港艺术发展局，只好由贸发局来代办。“我们算了算，有好几十家出版商参展，摊位费是一笔收入。门票是10元港币一张，如果有1万人来，就是10万港币，10万人来就是100万港币。算下来基本上不亏，但我们也做好了亏本的思想准备。”

贸发局的同事想方设法扩大宣传，希望利用明星、名人打造名声。第一年他们请了香港小姐袁咏仪，“那时她笨笨地戴着香港小姐的冠冕，过来给展台剪彩，很多娱乐记者围着拍照，好像电影的首映礼”，邱松鹤回忆说，最初，主办方就抱着一个宗旨：像办珠宝展一样去办书展。

第一届香港书展，就有20多万人进场，门票是二百多万元，再加上参展商交的场租，第一年就赚了。邱松鹤说，“一般情况下，办展览会要先投入三年，等名气建立起来之后才能赚钱。香港书展竟是个例外。”

书展背后的经济文化之争

去年书展期间，一本原定参展的学术著作《爱情神话》遭到“劝喻停售”，成为全港话题。起因是该书采用名画《赛姬接受丘比特的初吻》作为封面，主办方认为其中男女人物赤裸，“构成不雅成分”。

在邱松鹤看来，事件背后隐藏着十多年来，香港文化理想与商业运作这对冤家之间充满变数的纠葛，如同基因链的双螺旋，决定着今日书展的面貌。

在自由市场和法治社会被视为核心传统的香港，早年书展以经营为上，注重商业结果，漫画馆曾是最为火爆的场所，有一年读者甚至多到“挤破玻璃”。1999年为保持书展的独立性，香港漫画界单辟了香港动漫节，2000年过后，香港贸发局进行民意调查后，禁止参展商展出或出售攻击性物品，排查书展上潜滋暗长的情色读物。

2005年，贸发局新任总裁林天福发觉书展高度产业化而缺乏文化含量。贸发局最终与《亚洲周刊》联手，以邀请三地的作家和文化名人到书展讲座打开局面，气象为之一新。这一年，香港传媒一改以往夹讥带讽的酸刻言辞，为书展做出历年最正面的整体报道。全港公立图书馆系统图书借阅率逐年攀升，从2000年的3800万册递增至2004年的6200万册。2006年5000读者争睹金庸风采，刷新书展开办以来名人讲座人气最强纪录。而2007年书展共推出180多项文化活动，其中龙应台、易中天、于丹等作家学者的讲座，全线爆满，参加人数超过一万人。

然而，也有贸发局人士向记者坦言相告：办活动、请名人、搞宣传等庞大开销的确令主办方捉襟见肘，2005年以前香港书展每年都可以赚1000多万，2006年利润缩减至100多万。各界人士对书展予以厚望令主办方难辞其责，立誓“即使亏损也要办下去”。

“香港书展若以文化学术为唯一取向，脱离市场，就没有基础，完全以销售为主，没有文化因子，就无特色。”香港贸发局总裁林天福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