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活动。

华国锋决定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表示赞同，他说：“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领导的。只要你领头干，人民是会支持你的！”作为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叶剑英深知“这是一步险棋，”他要求“行动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

在江青一伙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还处在“禁锢”状态的邓小平得知了他盼望已久的消息。终于度过“一生最痛苦”时期的邓小平，不禁感叹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 1976年“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随之结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这一事件，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可以说，粉碎“四人帮”为实现这一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

这年4月清明节期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为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事件发生的起因是周恩来的逝世。在周恩来逝世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事件发生后，“四人帮”又对其大做手脚，颠倒黑白，以致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对邓小平作出了不正确的处理。由于“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是毛泽东同意的，就使得这一事件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成为极其敏感的话题。

1976年3月29日至30日，南京市的学生和市民自发地举行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游行，有人还贴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标语。他们甚至把标语贴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这些举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3月30日，王洪文在电话中问《人民日报》的一位负责人，你们报社在南京有没有记者，如果有的话，就让他们“反映重要情况。”王洪文还说，南京大街上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制造舆论”。因为江苏省委有走资派，所以，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

从这天起到4月26日，王洪文、姚文元等先后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了24次电话，其内容是：一是把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二是诬陷邓小平；三是打击敢于同他们作斗争的群众；四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4月1日，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各地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也就在这一天，山西的一位青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了一首后来广为流传的诗词：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摘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 人民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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