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接到社论后，找宣传口的几位负责人进行了讨论。他说，刊登这篇文章，就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36〕但是，听了李鑫传达汪东兴的指示之后，觉得还是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把社论稿送到“两报一刊”编辑部发表。

这篇社论发表后不到一个月，《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批判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曾分别发表于《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第4期。文章借批判“经验主义”为名，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当着十几位政治局委员的面，评说姚文元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37〕这算是毛泽东点过头了。于是，这两篇文章也不能批判。因为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时候，编辑人员发现，毛泽东在1955年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一文，有这样一句话：“坚决、彻底、干尽（净）、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毛泽东把“净”字写成“尽”字。于是，有人提出把这个字改正过来。可是，按照“两个凡是”，这个字万万改不得。结果，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照原样编排，那个错字也就留在句中了。

从11月30日吴德的讲话到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越来越明确。直到3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华国锋仍然没有清醒过来，还在依靠“两个凡是”来控制局面。在3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他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为了避免损害“旗帜”，华国锋强调：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就是于光远所说的“两个凡是”的第三个版本。

随着1977年新年的到来，华国锋在继承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左”的战略决策，这就是“抓纲治国”。1977年1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乘胜前进》的社论，称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阐明和捍卫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说过的关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竟被华国锋继承下来了。华国锋据此提出了“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华国锋甚至号召：“在新的一年里，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努力作战，去夺取更大的胜利。”这实际上是毛泽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思想的一种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