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等几篇社论，宣传华国锋的“抓纲治国”思想。在那篇著名的2月7日社论中，除提出“两个凡是”外，还强调要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紧紧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实际上，也就是“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然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华国锋虽然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方法不对头，他以为通过抓阶级斗争就能达到他的目的。其实，这条路不可能走得通。华国锋这样做，只能说明，这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悲剧在他身上的再现。

以华国锋的能力，他不可能在毛泽东逝世后这么短的时间里，使在“左”的轨道上快速奔驶了十年之久的历史车轮立即停顿下来，然后提出一套全新的理论。其实，他内心里也不是百分之百地赞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他只能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也就是说，他只有沿着这条“左”的通道继续走下去。

后来，胡耀邦在谈到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所采取的态度时曾作过一番评价。他说：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全是真心话。这里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

针对实用主义的问题，胡耀邦进一步解释说：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38〕

胡耀邦说的一点没错，事实也确实如此。华国锋在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上就没有按照“两个凡是”去办。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听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为他修整故居，便写信给中南局书记陶铸：“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39〕“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单位竖起了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得知后，责令中央政治局出面“加以制止”。提倡领导者死后要实行火化，这一点毛泽东也是同意的，而且还签了字。可是，毛泽东刚去世，华国锋就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在这个问题上，华国锋却把“两个凡是”丢在一边，其中的原因，只能用“实用主义”来解释。

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5月1日，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长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解释了什么叫继续革命，他说：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立即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他认为，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创立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华国锋甚至断定，毛泽东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而且，这也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还说：“毛主席要我们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一步步地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0〕华国锋这样说，无疑为他提出“抓纲治国”的思想找到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