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提出：“要不，给他下毒？”我当时说：“除非先把我搞掉。绝对不行，我绝不会干这种事。我又不是阴谋分子，也不是凶手……”得有人去干。我要给自己的部下发命令……让厨师出面。当时我专程来表示反对……最后勃列日涅夫才同意打消这个念头。几天后，勃列日涅夫又有了新的计划：在开罗飞往莫斯科的途中制造飞行事故，理由是：“飞机停在人家的机场上，人家的国家里。全部罪责都将落到外国特工机关的身上。”我说：“给赫鲁晓夫开飞机的是对他忠心耿耿的机组，首席飞行员是齐宾，您知道，齐宾早在1941年还是个中校的时候就给他开飞机。再说眼下是和平时期。除赫鲁晓夫而外，机上还有葛罗米柯、格列奇科、机组人员，最后还有我们的人——肃反工作者。这个办法绝对不行。”

勃列日涅夫便不再坚持执行自己的计划。苏联代表团安全返回莫斯科，谁也不知道那次谈话。然而勃列日涅夫并未善罢甘休。6月初赫鲁晓夫打算去列宁格勒，当时勃列日涅夫产生了制造车祸的念头，但这次显然又没有找到支持者。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又提出了一个绝望的建议：在赫鲁晓夫从瑞典回国时逮捕赫鲁晓夫，并将他送往加里宁格勒附近的扎维多沃狩猎场。然而这个建议没有得到谢米恰斯内和其他参与其事者的赞同，他们都宁愿采取较为可靠和风险较少的办法。

这时勃列日涅夫等人开始起劲地同中央主席团委员、州委书记、部长、军界人士谈话。对有些人是开诚布公，对有些人只是小心翼翼地摸摸底，还有一些人，则决定不到时候不让他们知道底细，因为稍一走漏风声就有前功尽弃的危险。大家在一个问题上意见一致：要在本年年底前了结这件事情。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夏天，因为机不可失：州委书记、州执委会主席都去休假，都到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疗养院中会合，这里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可以在毫无拘束的气氛中摸摸他们的心思。诚然，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二书记的新职务给勃列日涅夫提供了不少机会：他正好负责抓各州党委的工作。不过在办公室谈是一回事，而在南方捧着白兰地酒杯谈又是另一回事。遇到模棱两可的情况，一切都很容易当成玩笑话，用种种趣闻去冲淡。

勃列日涅夫当时在克里米亚同许多人都谈过话。总的形势对他有利，看来所有的人都对赫鲁晓夫不满。党委书记对于赫鲁晓夫将州党委一分为二（分成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和实行干部轮换制感到恼火；军界人士则对继续裁军啧有烦言；经济工作者对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感到不满；而且许多领导人不得不离开莫斯科到全国各地去。当时拼凑起了由不满者组成的稳定多数，从力量对比上看，赫鲁晓夫无论在中央主席团还是在中央全会都不可能得到支持。请看谢列斯特的回忆：

勃列日涅夫来访。我在克里米亚休养，他忽然来找我。那是1964年7月的事情，他没有劝我，只是嚎啕大哭。他可是个演员，一个大演员，甚至可以在喝酒后爬到椅子上朗诵起来。念的不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也不是叶赛宁的诗，而是自己的双关俏皮话。“生活好吗？近况如何？”“有什么好不好的，”我答道，“工作不好搞。”“你同赫鲁晓夫的相互关系如何？”“是晚辈同长辈的关系。你问我这个干什么？你关系更近，在莫斯科工作嘛。”“他骂我们，说我们游手好闲。”“也许他骂得对吧？”“不，跟他没法共事。”“那你在他70岁生日那天干吗讲话？什么我们的同志，我们亲爱的，我们的领袖、领导人、列宁主义者等等。你干吗不讲：尼基塔，跟你没法共事！”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真不知拿他怎么办。”我决定保持一定距离。“你们自己去研究吧。我们在基层工作，怎么指示就怎么干……你们想干什么呢？”我还是表现出了有所克制的好奇心。他说：“我们想开个中央全会，批评批评他。”“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赞成。”

沃罗诺夫时任中央主席团委员、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他回忆道：“所有这一切筹划了一年左右，联系网伸到了勃列日涅夫通常打猎的扎维多沃。勃列日涅夫亲自在中央委员名单上每个名字后面画上加号（愿意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中支持他的）和减号，对每个人都搞个别谈话。”勃列日涅夫同沃罗诺夫谈了整整一个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