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整天我继续关心华国锋有何反应。18日中午，曾涛告诉我，华有一个与“天安门事件”无关的活动，说了几句话比较好，这是好的迹象。当天晚上，曾涛又给我来了个电话，说：“现在好了，华国锋转变了，今天他为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在电话里我向他道喜，说：“这一下你安全着陆了!”两人在电话里笑了一阵子。

11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右上方登出了《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的消息和华的手迹。在这条消息的下面，还发表了一则“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388人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全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新华社电讯”。

由华国锋题写书名的《天安门诗抄》

我亲身经历的有关“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事实经过，现在记得的和能够写出的就是这些。

新华社发这条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立即刊出这件事，从我的亲身经历中，我敢确认是曾涛等三人在没有向中央请示的情况下，下决心采取的行动。他们三个人的行动取得了成功，后来得到党中央的正式批准。

后来我又对这件事做了一番文献考证。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市委会议闭幕消息中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文字是：“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北京市委会议的这一段话，写于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20个月之后。华的讲话中直接有关“天安门事件”的一段话是：“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把1978年11月北京市委的那段话与1977年3月华国锋的这段话进行比较：

(1)［1977年华］仍然肯定1976年4月有一个“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说这是反革命事件。

(2)［1977年华］明确说“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说有制造了反革命事件的反革命分子。

(3)［1977年华］把1976年天安门广场群众反对毛主席1975年做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定，戴上一个“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的帽子，并视作乘机进行的一种反革命活动；［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讲、也就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4)［1977年华］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1978年北京市委］在“群众”两字前加上“广大”两字，并认为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5)［1977年华］在上引的那一段话外，还说“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点上，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于我们旗帜的问题”。他还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同一次讲话也说了“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样一句话。而广大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抗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毛泽东决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8年北京市委］不讲、也就是不同意这种观点。

(6)［1977年华］认为应昭雪的人限于“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也就是不包括被认为“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设定这样的限制，而宣布“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