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两个文件这样进行对照之后，我们看到，1977年3月华国锋的那次讲话，虽然由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能完全重唱1976年4月党中央、北京市委、《人民日报》的调子，但仍然重申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行动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而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上披露的北京市委的决定，实质上是否定1976年4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的，只是那时还不敢在中央未做出决定前明白地反对1977年华国锋讲话中的提法，而是顺着华讲话中说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话的方向，把广大群众的行动确定为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因此，说它实质上是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是恰当的。而估量北京市委这么做是经过华同意的，也可以说华那时实质上已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改变了1977年3月时的立场。

不过，1978年11月《北京日报》报道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确没有把这个实质挑明，不但文字一字未提“天安门事件”，在该报七行通栏标题中连“天安门”这三个字也没有。是11月15日新华社的新闻稿和1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才把这个实质披露出来，起了一个“拔高”的作用，明朗化的作用。

对曾涛、胡绩伟、杨西光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做出的努力这件事，我本来没有想写什么回忆文章，事情一过我也就放在脑后了。引起我去注意这件事情的原因是，199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巢峰赠送我他主编的、由香港港龙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词典》。在这本书的附录《“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看到这样一条：1978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见该书第478—479页)。这引起我的思考。

我的亲身经历，使我不相信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件事。我告诉了巢峰我的看法。巢峰希望我写个材料给他，以便他找人去进行核对，于是我就动手写了一点。再一想，这件事应该由曾涛和胡绩伟来做(杨西光逝世后，当事人只有他们两个了)。我曾对他们提出建议，可是他们一直没有动笔。后来我又建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去专门采访曾、胡两位，他们表示这个建议很好，准备去做。可是他们也忙，还没有来得及去采访曾涛，不幸曾突然因病去世。就在这段时间里，我请人帮忙查了一下当时的报纸，做了一些文献分析工作。最近又发现，不仅《“文化大革命”词典》，而且在这部书出版之前，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也有几乎相同的记载。这部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字，同港龙出版社出版的文字相比，除了最后一句“这个决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被该词典删去，“敬爱的周总理”被改为“周恩来”，其余完全一样。很明显，《大事记》是《词典》的依据。

在1994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党的文献》编辑组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中，也有这样一段文字：“中央政治局接受了陈云等同志的意见。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为1976年清明节的所谓‘天安门事件’平反”(见该书第44页)。也是在199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全文一字不差地引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的文字(见该书第165页)。

对这些书所写，我曾想，究竟是我对当时发生的情况“有所不知”，还是他们“有所不知”呢?最后我才注意到，所有这些记载，都出自1978年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这个讲话讲了八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看了这段文字后，我认为事情有各种可能，也有可能是北京市委在做出决定之前曾经向他汇报过，他同意市委的那些提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有什么明确的表态，否则《北京日报》发表的报道中就不会回避“天安门事件”这五个字。那篇报道有一个七行通栏标题：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全市人民紧张动员起来，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加快实现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会议着重研究了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对北京市的重要指示／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第三书记贾庭三同志对揭批查运动做了部署／会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的17年，同样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北京市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北京市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