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标题中，连“天安门”三个字都没有。《北京日报》——也就是北京市委的这种异常的谨慎态度，我认为只有用中央对“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很鲜明的态度来说明。而鲜明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行动，是曾涛等同志鼓足勇气在11月15日新闻稿和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版面上采取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那就是邓小平11月5日至14日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14日晚才回国，因此，中央工作会议前几天(11月10日到14日)，邓不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华国锋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那天，在讲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时说，“由于我想等常委都在家的时候开会解决问题，因小平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既然真理标准问题要等小平回国后开会解决，那么“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问题也应该等小平回国来讨论吧。因此，对“11月14日政治局常委批准”的说法我有怀疑。

事情究竟如何，希望党史研究部门进一步研究清楚。

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讲的事情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历史务必说得很清楚才好。现在能讲清这件事的人还有好几位健在。我希望对胡绩伟、林乎加、华国锋等同志和其他我点不出名字的知情人做一点访问。也还可以查一查文献档案，做一番分析。我这一篇也可以算是对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提供的一个资料。

附：胡绩伟对此文的一点补充

于光远同志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把1978年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真实情况揭示出来，很有意义。光远同志不仅如实地反映出来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还提供了很多可靠的材料来加以仔细的比较分析，做了切实的证明。作为一个权威的科学家，光远同志表现了他十分严肃的科学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光远同志还慎重地告诉《百年潮》杂志的编者，一定把他的文章交给我看一下，征求我的意见，因为我是当时三位当事人之一，是仍然留在世上的唯一的当事人，其他两人——曾涛和杨西光同志都先后驾鹤西去了。

《百年潮》编委韩钢把光远的文章送给了我，还希望我约一个时间由他来采访，听取我对这一事件的回忆。看了光远的文章和韩钢送来的材料，又翻阅了一些有关的资料，我想，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要把我所经过的真实情况以及当时的背景讲清楚，不如自己动手一一写出来，这比由记者来转述更为准确一些。

光远同志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说明北京市委当时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所宣布的内容，只是说：“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就是说，第一，并没有宣布《人民日报》新闻标题所说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第二，也没有如以后很多文件记载所写的，北京市委这一宣布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的；第三，报纸登出这一消息以后，很多同志都问报社“有什么来头”，即是不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当时，我们并没有请示中央就发表了这一重大新闻，中央是在新闻发表以后才批准的。

我们为什么那样果断地发布这样一个新闻呢?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自从真理标准讨论以来，曾涛、杨西光和我经常在一起交流情况，议论宣传工作。1978年11月15日中饭以后，曾涛拉我到杨的房里，他说今天《北京日报》发表了市委扩大会议的新闻，新闻写得很长，把“天安门事件”这样重要的问题淹没在这个长新闻里，标题也没有标出来。他那锐敏的“新闻鼻子”一下就“嗅”出来了。他打算把这点抓出来，突出地发一个单独的消息。西光和我当时都没有看《北京日报》的这条长新闻，我们很快看了一下，对于他用铅笔画出来的那一段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反复看了两遍。我们都觉得十分重要，应该摘出来专门发一个大消息，可以推动“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曾涛很快就写出来了，不到300字。看了这个消息，我们都很兴奋，认为是一条能引起轰动的头条新闻。我们说应该标一个鲜明醒目的标题。但是要标明“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完全是革命行动”，文字太长，不能成标题。我想了一想，说不如索性标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是会激动人心的。因为两年多来，中央一直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这个标题就是为“天安门事件”翻案。

我把这个标题写在新闻的上面，大家又斟酌了一番：北京市委只宣布广大群众去悼念是革命行动，并没有宣布整个“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样的标题是不是题文不符?我们讨论后一致认为，北京市委这次讲话，比过去中央“口径”有很重要的进步。过去说到“天安门事件”，虽然肯定广大群众对总理的哀悼“是合乎情理的”，但总要说“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而这次北京市委不仅没有说是“反革命事件”，连“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也不提，这当然是说明整个“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了。

我们定下来以后，还想请于光远参谋一下。他住在我们楼下，我打电话请他上来，经过一番推敲，认为标题的根据可靠，即使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我们也站得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