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市场下跌的这一天，整个社会以及华尔街的心态就迅速发生了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合伙制商号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尽管它的生命周期还有额外的50年。

虽然塞里格曼商号在这次股灾之中大伤元气，但是，冲击的实质性影响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合伙人决定采用一种长期策略，寄希望于市场将来的反弹。他们整顿了员工队伍，裁减了不少员工，可是不久又将其中许多人重新聘请回来了。但是，从1929年底直到1930年，投资公司股票的市场遭受了严重的冲击。高盛推出的投资信托遭到的重创最为典型，但并不是惟一的例子，在市场下跌之时，基金表现恶劣的例子数不胜数。

战后的岁月里，雷曼兄弟采取了一种比塞里格曼更加积极的策略，从而财源滚滚。大约从1906年开始的公司承销活动在战后如火如荼，兴旺非常，但是，雷曼同样面临着人才凋敝的难题。在战争结束时，雷曼兄弟商号只有5位合伙人，包括菲利普(Philip)、赫伯特(Herbert)和阿瑟(Arthur)。1924年，雷曼商号接纳了第一位非家族成员作为合伙人，他就是约翰·M.汉柯克(John M. Hancock)。此后不久，另一位非家族成员合伙人保罗·马泽(Paul Mazur)也加入了进来，他后来由于对零售业的研究著作而闻名遐迩，这一点与商号做承销业的历史非常匹配。

菲利普·雷曼继续像战前与高盛结成非正式同盟时那样，做着同样规模企业的融资业务，从而成功地使得商号稳健地前进。零售商与汽车制造商、食品公司的承销项目一项一项地被引入了市场。虽然塞里格曼商号更加偏好债券承销业务，雷曼商号却是以承销普通股和优先股为主。直到1922年，雷曼兄弟才成立了一个债券部。20世纪20年代的市场繁荣并没有完全扼杀债券发行，事实上，有许多承销业务都是与债券有关，而不只是为股票服务的。但是，在普通股发行中，却常常可以获得数额惊人的巨额承销费，而那正是吸引雷曼的地方。日益增长的利润最终令雷曼拥有足够多的资金，在威廉街拥有了自己的豪宅，并且配备了全套的娱乐设备和餐饮设施，据称是华尔街上最奢侈的宅第。

科恩-娄布却在战后遭遇了最悲惨的一段时光--它的指路明灯熄灭了。1920年，雅各布·希弗以73岁高龄与世长辞。他的去世在纽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主要报纸的头版都刊登了这条消息。葬礼那天，街上站满了来自下东区(Lower East Side)的贫苦犹太人，他们不能参加希弗的葬礼仪式，只能站在道路两旁为他送行。纽约市市长及阿尔·史密斯州长也参加了希弗的丧礼。到他去世之时，希弗拥有的财产价值约为3500万美元，还不到J.P.摩根的一半，尽管后者8年前就撒手人寰了。

希弗去世后，科恩-娄布只剩下4位合伙人了。像塞里格曼一样，科恩-娄布在承销方面的业务纪录确实耀眼醒目，但是，承销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债券，而不是普通股。科恩-娄布并没有逐项清点自己一年到头所做的承销业务，更没有拿自己与别的商号滥加比较，它只是每过10年或者20年加总统计一下自己的业务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恩-娄布一贯强调的与合伙客户保持长期记录的特色。希弗逝世之后，商号最著名的合伙人奥托·康恩(Otto Kahn)是这样概括科恩-娄布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所秉承的长期方法的：

我们一直以此为策略，并且以此来赢取客户：我们不追求、迎合他们，也不炫耀吹嘘我们自己，而是努力建立自己的声誉。

在这个方面，他的哲学与塞里格曼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他们共同模仿的对象却是J.P.摩根。面对1912年国会组织的银行业调查委员会的盘诘，摩根坦言，如果信不过某个人的品格，他绝不会借给他一个子儿。许多投资银行家都对事业有着不懈的追求，他们也借此赢得世界的信任，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积极追求、探寻着每一个机会。

像其他金融家一样，科恩-娄布商号的奥托·康恩早就对20年代末期价格炒作过头的股票市场忧心忡忡。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约瑟夫·P.肯尼迪(Joseph P.Kennedy)以及查尔斯·梅里尔(Charles Merrill)都能够准确地预见到市场的崩盘，并且选择防御性的头寸，以便他们的资金和他们的商号都能够幸免于难。经济学家兼统计学家罗杰·巴伯森(Roger Babson)也曾经预言，牛市已接近尾声。显然康恩认同他的观点，但是并没有公开表态。科恩-娄布的前合伙人保罗·沃尔伯格(Paul Warburg)早先曾经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会员，年轻时曾与康恩在伦敦同住一个屋檐下。他不断警告康恩，证券市场存在着巨大的隐患，而康恩亦很认真地听取了他的意见。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科恩-娄布一直保持着相当保守的防御性头寸。当市场真的崩盘时，这些保守性头寸使商号避免了重大损失。但是，康恩在公开场合针对市场状况发表的言论还是相当循规蹈矩的，与整个华尔街的调子保持着和谐一致。直到1928年，他仍然声称市场走势"会曲线向上，并且这种向上的趋势仍将持续许多年"。关于巴伯森，康恩评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