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其他许多专注于统计研究的人那样犯了错……在当年的商业世界里，没有任何基本面的情况暗示出我们的市场有任何问题，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的经济将保持持续的繁荣。

对市场讳疾忌医是以市场为生的许多人的通病，他们通常都缺乏直面市场的勇气，不过，当国会召集听证会调查这次股灾的时候，他们的神态就显得有些暧昧了。

尽管雷曼兄弟和科恩-娄布商号都严格恪守自己的商业哲学，但仍然努力与公司客户保持着愉快的合作关系。两家商号都对电影制片厂的承销项目非常热心，它们的合伙人都与电影制片厂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科恩-娄布的康恩就与好莱坞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他遵守着严格的工作道德，并且在来到美利坚之前，曾经考虑过为国会效劳的问题。康恩也从电影工业提供的世俗愉悦中获得了快乐。1928年，他在派拉蒙的经理人面前发表了一番讲话，他宣称这个工业"以浪漫和美丽、新意与刺激打开了人们沉闷狭隘的生活，带来了一派新气象"。好莱坞也非常乐于接纳严肃的金融家，因为这会为它增添一种庄重的氛围，一道荣耀的光环。

康恩向西部的好莱坞探险，与他做伴的是艾维·李(Ivy Lee)。艾维是公认的公共关系行业的创始人，也是约翰·D.洛克菲勒的顾问。康恩希望实地考察这个他情有独钟的行业的真实状况。他成为了那个时期许多著名演员的好朋友，包括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他很快便发现了这个行业是多么激动人心，于是，他乐意为一些女演员提供资金，资助她们去欧洲学习。好事的报纸迅速抓住了这个传闻，而康恩却断然否认，不过，他的确难以完全否认这个传闻，因为，早在他开始这趟旅行之前，便发了一封电报给一位派拉蒙的经理人员，要他安排一次有相当多异性参加的接待会，"虽然她们不一定要是百分之百的美女，却必须有各自不同的品味与风格"。华尔街与派拉蒙及好莱坞之间延续数十年的暧昧关系由此开始了。

康恩也是大都会歌剧院的主要捐助人。在20世纪初歌剧院公司刚刚创建后不久，康恩便成为了大都会歌剧院的一位大股东。他与大都会的联系持续了30多年，投入了数百万美元，使其进入世界最著名的公司之列。他同时还拥有这个国家最早拍摄严肃电影的公司，该公司致力于创作严肃的艺术类影片，而非通俗的好莱坞式的制作。像"我们的伙计"之中的许多成员一样，他对艺术的参与使纽约获得了与伦敦、巴黎相同的地位。这种贡献非常引人注目，因为早在数代以前，杰伊·古尔德和吉姆·菲斯克(Jim Fisk)就曾经以演讲的方式赞助过艺术事业，那是一家毗邻伊利铁路(Erie Railroad)办事处的歌剧院。菲斯克与该公司的一些女演员过从甚密，直到她们之中某一位的男朋友将他枪杀，成为纽约的一桩重大丑闻。现在，艺术在纽约已经成为了受人尊敬的职业，艺术本身也成为了令人骄傲的资本，而不再仅仅是展示富有金融家梦想的粗俗橱窗。

科恩-娄布的奥托·康恩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赞助人，曾经多年担任该歌剧院的总裁，并且试图引进当时人们视为过激的改革。1929年，他帮助编排了一出德国歌剧《Jonny Spielt Auf》，这是一部与传统歌剧截然不同的作品。作品的绝大部分都呈爵士风格，并且还包括一幕舞台上的撞车事件。歌剧的老观众们大为不满，尤其因为剧中还采用了萨克斯风作为乐队的一部分，而萨克斯风并非传统的管弦乐器。20年代末，康恩还计划在曼哈顿的市中心建造一座新剧院，剧院的建筑风格和内部装修将更加平民化，他希望以此来反映时代精神。为富人准备的包厢数量将被削减，以便能够增加更多的乐队坐席。这种设计同样招来了其他保守派的不满，包括小J.P.摩根。反对之声如此强烈，以至于康恩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

康恩还赞助过早期的电影和演员们。他曾与克拉伦斯·狄龙(Clarence Dillon)一道，被某部影片提及，由此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传奇人物。甚至有一部电影以狄龙的绰号为名--《华尔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范妮·布莱斯(Fanny Brice)在她的第一部有声片《我的男人》(My Man，1928年)中，演唱了一首为康恩而作的歌：

是与奥托·康恩有关，

还是与我有关?

我给他写了一张字条，

告诉他我将会成为一位怎样的明星。

他将它送了回来，批了一句"开头就错了"。

终其一生，康恩一直是布莱斯的忠实影迷。而这首歌也使他的知名度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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