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4月上中旬，市委通知回城里到虎坊桥工人俱乐部礼堂看电影。蒋南翔同志和清华的几位副书记都去了，刘仁同志和市委的几位书记也去了。看完电影，南翔说他要到刘仁同志处有事，让我们几位书记到他家里等他一会。大约快吃午饭时，南翔回来了。他说："毛主席关于吴晗的问题，批评了彭真同志和市委。市委要开全会，刘仁同志要我参加，因我还挂着市委委员，一直也没参加过他们的会。还要我准备发言，你们先回去，过两天我向你们传达。"这样我们就回学校去了。又过了两天，因我急于回延庆，就先到南翔那里去了。他说："市委已开完会，毛主席最近有许多重要指示，说解放后，我们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主席说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主席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批评了彭真同志、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主席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主席还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市委召开的全体会议，讨论学习了主席的指示。市委检讨了不抓阶级斗争、不抓意识形态的错误。刘仁同志说他只抓砖瓦沙石，不抓意识形态。"南翔说他发了言，主要是建议市委今后多注意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他说："市委现在压力很重啊！"听了南翔的这番话，我顿时感到沉重和紧张，什么话也没说，向他告辞回延庆了。

到了延庆，我在县里一般性地问了一些面上"四清"的情况和春耕生产情况，就到永宁公社去了，因我住在永宁。这时已是春耕大忙季节，生产和"四清"都在紧张地进行，人来人往不断征求我对春耕、"四清"的意见。虽然我也讲些这样那样的想法和建议，也照样东奔西跑到各村参加会议和活动，但我的心思基本上不在这些上面，几乎无时不在思索着主席对彭真同志、对市委和中宣部严厉批评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面登载了一些材料，并发表了《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表示要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开展严肃的批判，并自我批评说"放松了文化学术上的阶级斗争"，"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我全部看了这些文章后，认为符合中央转发的"汇报提纲"精神，学术批判就应当是充分说理的，感到市委这下主动了，无形中紧张的心情舒展了一些，但还不放心。过了几天我又回学校，先到家里看了一下，即刻进城到南翔处。他告诉我："现在对'三家村'的批判，市委已经作了布置，这你已经知道了。我前几天找了京津地区的高校负责人开了座谈会，也作了批判'三家村'的部署，想推动一下全国各地高校的大批判。小艾（这是当时我们对艾知生同志习惯的称呼）和胡健他们都知道这个精神。何东昌的病不知怎样？我准备抽空去香山看看他。你还是帮助县里把'四清'搞好。"我把延庆的"四清"情况简单地向他通报了一下。他接着说："康老（康生）从杭州打来电话问我，'听说你开了个会布置批判"三家村"，谁让你开的？你为什么不守纪律？不向中央报告一声？'我向康老作了解释，社会上都已经进行批判了，高等学校理应开展批判，不布置怎么行呢！是我决定召开的。后来康老说现在富春同志在北京代表中央负责，你今后应和富春联系，有什么事向他请示报告。第二天一早我到富春同志家里，他正在房里接电话，不便打扰，我在客厅等他。这时，刘仁同志和市委其他两位书记也来到富春同志的客厅，见到我在那里，就问：南翔，你知不知道富春同志找我们来有什么事？我说：不知道。会不会是关于'三家村'的问题。"南翔说："他们够紧张的了，当时刘仁同志神情不好，有些沉闷。"听了南翔讲的这些事，我无言以对，心里有许多问号，也不便问。

在回延庆的路上，我靠在车座上，时而远眺窗外的田野山川，时而闭目沉思。车进入关沟，我看到两面山上这几年新造的一片一片绿油油的松林，山下与河滩相连的大片刚刚抽芽、显得生机盎然的白杨，想起了刘仁同志1958年为绿化首都，要清华也包几个山头，侃侃而谈的激动笑容。路过三堡，我想起了去年暑假，清华党委在三堡开会时，刘仁同志特地来看我们，他说："你们三堡盖的房子质量低了，要有百年大计的打算。"我说："有人批评我们搞的标准高了，浪费了。"刘仁同志说："那是缺乏眼光。"这些亲切鼓励的话好像是刚说过一样。车爬过八达岭，和山下相比，则是另一种景象。已是4月下旬了，绿色还很少，几乎是一片荒凉。南翔说的那些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思绪紊乱，琢磨不透，上边到底出了什么大事啊？！

红卫兵的诞生和红卫兵运动

8月初，工作组撤走了。

工作组进校时，曾宣布代行校党委职权，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信息，告诉人们工作组要在学校较长时间地待下去。然而，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关键时刻，工作组突然走了，出乎人们意料。校园里议论纷纷，有人拥护工作组，也有人反对工作组，有人要挽留工作组，也有人要赶走工作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马路上有人在辩论，集会上有人在演说，谈论的焦点都是工作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