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韩东 著 《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 北京世纪文景 2008年1月出版

当年我们做学生和今天非常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不用学习（课仍然照上），也很少有什么考试。就算是有考试也肯定是开卷。所谓的开卷就是可以抄书、抄笔记，也可以抄别人，大家互相抄。实在抄不出来还可以举手问监考的老师。后者有问必答，不答或者答不出来则是老师的失职。因此每当考试的时候，课堂上不免一片喧哗，翻书翻作业本的声音、问题和念答案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大家还不好好地在座位上待着，到处乱窜。考试的时候比平时上课还要热闹，学生们也更加的兴奋。

实际上，大可不必这么忙活，因为考试的结果肯定是所有的人都及格，没有不及格的。批卷不分等级，没有具体的分数，原则上只有及格和不及格两种成绩，但在实际操作中则通通及格，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谁不及格。当然参加考试的学生也有区别，有的人字写得快，有的人字写得慢。写得慢的就写得少，抄不完全。那也没有关系。哪怕你一个字也没有写，交的是白卷，及格也是不成问题的。那年头，交白卷还挺时髦。有一个交白卷的家伙叫张铁生，我们都曾学习过他勇交白卷的英雄事迹。当然啦，人家是考大学，并不是中学考试。中学里的考试就没必要那么丢人现眼了，况且也不需要--反正都是及格。也就是说，共水县中的学生完全可以交白卷，但实际上并没有人交白卷。

但无论如何，考试只是一个形式。即使你平时认真听讲，用功读书，也不过是一个及格，最多也只是一个及格。就算你根本不来上课，来上课也不听讲，还是一个及格，至少也是一个及格。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考试呢?这个问题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

老师批改试卷也是当着大家的面，坐在讲桌后面，拿着一支蘸水钢笔，刷啦刷啦地批着。就是"及格"也得写上四五十遍。我怀疑，他们根本不读卷子，否则的话，一堂课全部改完又怎么可能呢?说他们不读卷子也不准确，因为改卷子的老师会不时地发表评论，说某某的字写得不丑，某某的字写得实在难看，某某某的字小得就像蚂蚁爬，某某某的字则如何的龙飞凤舞。这是我听到过的对试卷惟一的评判。大概老师们也闲得无聊，或者是积习难改，总得说点什么，判断一番高下。因此后来考试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注意书法和卷面了，所有的考试都变成了书法考试。

我因为从小喜欢画画，字一向写得不赖（书画一家嘛）。但即使如此我也不敢掉以轻心，特地找来了一本毛主席诗词的硬笔书法，在家里勤学苦练。像我这样埋头苦练书法的学生当时应该不在少数。然而数学老师却不管这一套，也许数学考试是一个例外，老师从来不评论书法，而是说圆。圆画得怎么样?画得圆不圆?是用圆规还是徒手画的?这里面大有文章。当然还有直线、抛物线、三角等等，画起来都是有讲究的，可以分高下的。因此所谓数学好的同学都是在家里苦练画圆、抛物线和三角的同学。从考试成绩上自然反映不出来，大家都是及格。

学生们公认的最好的数学老师也是画圆画得最好的，画得最圆的。比如教我们数学的杨老师。他可以不借助任何工具（圆规、直尺），手上只拿半截粉笔头，以自己的胳膊肘为圆心，左边一道，右边一道，再转过身去，下面再来一道，一个完美无缺的比圆还要圆的圆就在黑板上出现了。大家认为他是最好的数学老师，主要是因为他有这一手。至于杨老师讲课到底如何?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我的判断范围。

由于考试非常轻松，怎么样都可以过关，大家压根儿就不听讲。当年课堂上的混乱你是难以想像的。学生们来到学校里，毫无学习上的压力，惟一的任务就是玩，就是换一个地方玩。家长把子女送到学校，也不指望他们学有所成，既然有人带着他们一起玩，自己也就不用再操心了。难办的是老师，他们的权威一向来自传统的考试制度，一旦名存实亡，管理学生、树立威信就变得非常的力不从心。于是便各逞其能，画圆的画圆，说笑话的说笑话，想尽一切办法笼络学生。当年共水县中里最好的老师显然不是讲课讲得最好的，而是有手段对付我们、能和学生玩到一起去的。学生（也就是我们）则得寸进尺，一心一意地要把老师变成玩具。可以说，师生关系中仅有的区别就在于：是老师玩学生，还是学生玩老师。能玩转学生的老师就是好老师，而被学生玩的老师肯定是最差劲的老师。

刘连喜就是一个被学生玩的老师。据说，他也是当兵出身（那年头，当兵的可真多啊），从部队转业来到共水。按道理，大家对当兵出身的人理应充满敬意，但对刘连喜却不是这样。大概因为他身体瘦长，长得比较单薄，从外貌上根本看不出是行伍出身的人。刘连喜说的是当地方言，甚至都不是共水县县城的方言，而是下面某个边远公社的方言。这也是他让人瞧不起的原因之一。他只带政治课。由于缺乏专门的教材，上政治课的时候刘连喜只好念报纸，并且只念两报一刊社论。那两报一刊社论每年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元旦，是为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简称为元旦社论。一次是国庆，是为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简称为国庆社论。刘连喜每学期念一张报纸，一年念两张报纸，这便是他的全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