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在写到毕加索的时候感到难于下笔。也许是因为他的名气很大，因为关于他已写了成百本书，因为已经有了一些鸿篇巨制，它们不仅评论他的每一件作品，也描述了他的工作室、他的鸽子或狗、他的绒毛衫和鸭舌帽?当然，描述过毕加索的人是很多的——既有他的密友，也有偶然见过他一面的人，他们的描述有的机智，有的笨拙，有的才气横溢，有的味同嚼蜡。但我在写到毕加索的时候之所以感到难于下笔，其原因却并不在此；要知道我也如同任何一个作家一样，有过无数次这样的经验：虽然明知我要写的东西是早已有人写过了的，但依然在桌子面前坐了下来。不用说，描写一场普通的秋雨要比描写一架喷气式飞机的起飞困难得多；但是我在这本书中却常常要叙述那些在我之前曾不止一次被描写过、而且也比我描写得出色得多的东西。

一位大画家有次对我说：“毕加索是个天才，但是他不爱生活，然而绘画却是肯定生活的。”这是真实的，而且也像毕加索极其热爱人、大自然、艺术和生活，也像他那永不消失的少年人的好奇心一样真实；他的许多油画不仅表现了生活的美，同时也表现了它那可以感触得到的温暖、风格和气味。评述毕加索的人们指出，他渴望解剖有形的世界，剥下它的皮，掏出它的五脏六腑，既要分割大自然、肢解道德，还要破坏一切现存事物；有些人在其中看到了他的力量、革命性，也有些人惋惜地或愤慨地说他有一种“破坏精神”。(40年代末，当我读到我国一些批评家评论毕加索的文章时，我曾为他们的判决——自然，这并非出于他们的本意——竟同丘吉尔和杜鲁门的口吻不谋而合而大为惊奇，这二人一个是业余美术家，一个是业余音乐家，他们竟大骂毕加索是暴徒。)我一生中曾不止一次感受到毕加索的破坏力量，在若干时期中，我的这种感受还非常强烈，它曾使我喜悦，它曾给我鼓舞。但这是我的生平的一个事实，而不是毕加索的。(现在我觉得毕加索的某些油画是难以忍受的，我不理解他何以竟能憎恶一个漂亮女人的面孔。)把一个满怀建设热望的人，一位从未间断地从事了60年以上的建设而且至今犹在建设的艺术家，一位宁愿舍弃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要轻松得多的无政府主义、漠不关心或怀疑姿态而去参加共产党的艺术家称为一个破坏者，这是否公正呢?毕加索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是活跃的，他被形形色色的“鉴赏家”在审美上的无知激怒了，他宁肯选择孤独而摒弃各种会议，可以说这种说法也是真实的。但是与此同时却又怎能忘却他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的热情、他的鸽子、他的参加保卫和平运动、党证、标语、为《人道报》作的宣传画以及其他许多事情呢?

在我来到巴黎前已结束了的蒙马特时代，在我曾试图加以描述的“洛东达”时代，我们这些人都还是青年，爱恶作剧，爱“装疯卖傻”。但是毕加索却把对开玩笑、对抽签分奖的热情一直保留到八十岁。他现在也还常常赤身露体地在照相机前搔首弄姿、愚弄尊贵的客人、参加斗牛。他有一大套《画家和他的模特儿》的石印画。那位画家有时像鲁本斯，有时像年老的马蒂斯；模特儿则是裸体的女模特儿或委拉斯开兹及其他古代大师们作品中的人物；在这些人物中常常有一个年轻的小丑，而这个小丑很像毕加索(他嘲笑自己，同时大概也很自豪)。在听他说话的时候，谁也不能准确地知道，他开的玩笑在什么地方结束；他善于严肃非凡地插科打诨，而他谈正经事的时候也很容易令人视为笑谈。

有时有人问我，“毕加索”这个字该怎么念才算正确——重音是在最后一个音节还是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也就是说，他是西班牙人还是法国人?当然是西班牙人——这有他的外貌和性格、严峻的现实主义、高度的热情以及深刻而危险的讽刺为证。西班牙内战使他大为震惊；《格尔尼卡》(毕加索的一幅油画作品。1937年4月28日，报载格尔尼卡的巴斯克市被德国轰炸机炸毁，毕加索见报后即作此画)也许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出色的一幅图画。在圣奥古斯丁街毕加索的工作室里，我总能遇见一些西班牙侨民。帕勃洛对于西班牙人提出的任何要求是从不拒绝的。一切就是如此，但是还有一些别的事也值得思索一番。为什么他自愿在法国度其终生?为什么他始终把塞尚视为一个伟大的画家?为什么他最亲密的朋友是三个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马克斯·雅科布、保罗·艾吕雅?是的，要使毕加索离开法国是办不到的。

有些人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会使别人在记述他们的生平时感到轻松愉快：生活中总是存在着一些能使初学写作的剧作家们入迷的那种推动“情节发展”的要素。传记作家一旦被那些出人意料的行径所陶醉，便往往会把一个人的性格置诸脑后。某些关于诗人或艺术家的研究性论著也常有这种情形：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派时期，勃洛克的涅克拉索夫时期，马奈的西班牙时期，塞尚的印象派时期。人们也试图划分毕加索的创作阶段。但这似乎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他每两三年都要用一些绘画上的创造发明把批评家们难住，至今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