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问他为什么在他那里有一块洋铁皮；他说他想利用它，不过还不知道该怎么利用。似乎没有任何一种材料他不曾不用来作画。他终生学而不倦：他热爱技巧。他在四十岁的时候曾向一个名叫胡利奥·冈萨雷斯的西班牙手艺人学过怎样压制薄铁片；60岁的时候学过石印；70岁的时候当了陶工。

他的工作室里有一个黑人雕塑家塑的塑像和海关职员卢梭的一幅巨大的油画，卢梭是一位业余画家，现在全世界的博物馆都收藏着他的作品。卢梭描绘的是一次和平会议。毕加索向我解释说，黑人雕塑家们之所以改变头部、躯体和手臂的比例，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人，也不是因为不会画；他们对比例有不同的理解，正像日本的画家对于透视有不同的概念一样。“你是不是以为海关职员卢梭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一幅古典绘画?他常去罗浮宫。但是他想别创一格……”毕加索第一个理解到，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正直、坦率和力量。

当时他已34岁，但看上去比这年轻：一对十分活泼、锐利而又漆黑的眼睛，黑油油的头发，一双小巧的、简直像是女人的手。他常常郁郁寡欢地在“洛东达”里枯坐，几乎一言不发；有时候他高兴起来，便开玩笑、愚弄朋友。他的身上有一股焦急不安的东西，但这却使我感到慰藉：每当我看见他的时候，我就明白我所碰到的事既不是一桩意外事件，也不是一种病态，而是时代的特征。我已说过，毕加索的破坏性力量有时候对于我是很珍贵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认识并爱上了他。

通常认为，毕加索在这个时期对一切被称为“政治”的东西都十分冷淡。如果把这个词理解为内阁的更换和报刊的论战，那么毕加索在《晨报》上的确宁肯寻找奇闻轶事，而不爱去读那些宣言。但是我记得，二月革命的消息曾使他欢欣鼓舞。当时他把自己的一幅绘画赠给了我；我和他分别了多年。

据说友谊也和爱情一样，需要朝夕共处，久别会使它凋萎。我曾和毕加索分别过八九年之久；但是每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始终都是那个我所熟识的、毫无变化的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我记不住他对我说的某件事的准确时间——可能是在1940年，也可能是在1954年……)我还记得他那些各式各样的工作室：一个在利亚·波耶西街一所资本家住宅的大门里，他在那里像是一个不速之客，几乎是一个撬门而入的贼；另一个在圣奥古斯丁街的一所非常古老的房子里，这个工作室很大，里面有西班牙人，有鸽子，有巨幅油画，还有毕加索到处制造的那种故意的、人为的杂乱；在瓦洛里斯的板棚里，洋铁片、黏土、图画、玻璃珠子、标语牌的碎片、铁柱子和他过夜的一个简陋的小屋子，一张堆满了报纸、书信和照片的床；在戛纳的一所名叫“加利福尼亚”的宽敞而明亮的房屋里——小孩、狗，又是一堆堆的信函和电报、巨幅油画，而院子里还有毕加索雕刻的一只青铜山羊。

我早就开玩笑地给他取了一个“鬼”的外号。这个俄语词要叫法国人读出来是很吃力的，但是在西班牙语里倒有“ч”这个音，于是帕勃洛就微笑着说：“我是一个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