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以铁腕般的魄力，迎头解决了纷纷扰扰的争论，为中国确定了新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如果说，在此之前都是酝酿和热身的话，南方谈话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一锤定音。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市场经济这个迟到的佳人，终于告别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暧昧，在众人复杂的打量目光中，昂首出现在中国经济的T型舞台上。中国这艘渡船驶入了新的河流。

邓小平十分紧迫地催促国人。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其实，在邓小平视察南方途中，他的谈话就已经通过口耳相传，震动了社会各界。人们辗转相传，奔走相告，并且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放大。邓小平走了一路，口耳相传也跟了一路。如同大潮初起，一波一波又一波，在压抑已久的人心中引起了巨大而持久的共振。"解放了！"到处都是这样一种感觉，。

全国党心民心和邓小平谈话的冲击波融会在一起，使整个中国都随着邓小平谈话的节拍涌动起来，这是多么大的能量！

1992年的春节来到。在北京，南方谈话成为无数个家庭团聚的"主菜"。其热烈的态势，直追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高唱祝酒歌的时刻。那一年春节，我在国防科工委的朋友家里做客，大家议论起邓小平南方谈话，无不兴高采烈，举杯相庆，中国再次得救了！

3月底，60多个官员和学者齐聚中央党校，热气腾腾议论反"左"大计。他们是杜润生、李锐、吴象、吴明瑜、吴敬琏、孙长江、童大林、厉以宁、戴园晨、蒋一苇、王若水等人。接着，《改革》杂志社召开了同样的会议。中国新闻社报道这次会议说："品味邓公南巡讲话，议论中国改革大计，倾吐多年肺腑之言。反'左'呼声四起，热烈掌声不断。"

曾与左倾思潮博弈多年的国务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吴明瑜的发言，勾起了人们对第一次大争论的回忆。他说："凡事都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新的凡是派，我反对新的凡是派。"会议对吴明瑜的发言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深孚众望的老作家也站出来反"左"。冰心说："妇女、男的、少的、老的作家们，都鼓起气来了，冲出'左'的怪圈。"夏衍说："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把'左'的束缚和阻碍文艺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统统去掉。"巴金说，他相信"文学创作一定能突破'左'的禁锢。"

一大批有影响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纷纷撰写文章表态。丁聪、王蒙、于光远、李泽厚、孙长江、胡绩伟、吴象、陈荒煤、唐达成、邵燕祥、刘心武、吴江、牧惠、刘湛秋、宫达非、林子力、林京耀、郑仲兵、沙叶新、张显扬等等，公开批评左派。他们的文章，收进了这一年出版的《历史的潮流》和《防"左"备忘录》两本书中。

邓小平南巡归来，意犹未尽。5月20日，老人家来到首钢。他对北京市和首钢的负责人说了重话："对我说的话，有人顶，有人拖，有人是真心地办。"他说，改革形势有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批评国务院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划："我们有些同志满足于百分之六。满足百分之六，就等于第二个台阶要第一个台阶去补才补得上，迈第三步那就更难了。"他伸出右手，一指一点，尖锐地说："看样子，如果我们始终保持百分之六的速度，就是停顿，就是后退，不是前进，不是发展。"老人神色严峻地提出："要换脑筋"。

站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上海《解放日报》立即用"换脑筋"做了一篇大文章，还说："不换脑筋就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