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马立诚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

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1997年2月10日，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编辑发行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讯》(以下简称《通讯》)第28期发表了进一步批判厉有为的文章:《厉有为意欲何为？--首都理论界人士批评厉有为同志所谓的"一些新认识"》。

这个理论研讨会是1997年1月18日召开的，据说有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他们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

《通讯》说，厉有为的文章"有严重的理论错误和极有害的政治主张"，"这些话出自他这样的领导干部之口，并在筹备党的十五大期间散布，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决不能等闲视之。"

不知为什么，《通讯》没有列举这些"教授、专家和学者"或者"有识之士"的姓名。所有发言者均用"首都理论界人士"或"与会专家学者"命名。

批判要点集中在以下4个问题:

第一，厉有为说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我们搞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这是厉有为为了毁掉我国的全民所有制，为了搞私有化而编造的理论根据。

第二，厉有为的文章抹杀了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基础上的本质区别，宣扬"趋同论"。这是厉有为为了在我国推行私有化而制造的舆论。

第三，厉有为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私人股份化的方案。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私有化方案。这就是要通过搞非国有化，化公为私，培植和养肥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第四，厉有为的文章公开要求改变我们党的性质，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厉有为所代表的是那些已经拥有私产和企图拥有大量私产与私人股权的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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