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法）阿利埃斯 （法）杜比著《私人生活史II：肖像——中世纪》 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第一个礼拜式婚姻于1100年左右出现在法国北部。我特别想了解让-巴普蒂斯特·莫兰和普罗戴·缪当布业已评述过的盎格鲁-诺曼人的礼拜式婚姻类型（它是在英格兰形成的还是欧洲大陆形成的，目前我们并不清楚）。这些仪式表明，传教士的力量已经日益进入到了家庭生活之中。牧师证明，新娘和新郎都同意进入婚姻殿堂，并调查以判定他们的至亲亲属是否会阻拦他们合法的婚姻生活。教会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妇女公开地表达她们的意愿，并坚持高度的异族通婚打断了贵族之间的通婚圈，它的这些做法会打乱贵族阶级的平衡吗？正如密歇莱所总结的，妇女的解放，与"精神"和"社区共同体"的解放，是十二世纪三件伟大事件之一。妇女的解放首先明显地体现在结婚仪式中，这种征询本人同意的仪式，保护了新娘的宗教尊严，而且也确立起她的经济特权。然而，比较这种礼拜式的教会历书 与在圣徒传和纪功歌里发现的对贵族婚姻的简短祝词，表明教会神职人员所做之事不仅不完善，而且很不称职。

如在十一世纪作品《圣戈德利夫的生活》中所描述的，旧式婚姻包括两个截然分明的程序。贝杜尔夫的求婚被接受后，他"在婚姻规则下"得到了年轻的女子。她变成了他的新娘，这时凌驾于她之上的权力--同时也是在公众领域为她提供保护的权力和义务，立即发生了改变。一旦确认了婚姻安排，女子的父亲就把她的女儿交给了她的丈夫。其后，契约是不可打破的，而贝杜尔夫母亲的责备来得太晚了。随着结婚典礼进行，戈德利夫被安置在她丈夫的家中（从此以后，她在那里便是一个新娘）。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已经为选择而后悔的丈夫没有出现在典礼中；由他的母亲代替他出席婚礼，她母亲不得不用微笑掩盖自己的敌意。贝杜尔夫直到三天以后才到达，但立即与他的父亲生活在一起，留下妻子孤单一人--但是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根本没有夫妻生活。故事的结局很惨。但是圣徒传作者进行的或多或少的虚构，必定有其现实中的真实参照。无论如何，它说明了订婚（espousal）--开始婚姻，与婚礼（noces）--让婚姻到达顶点并使婚姻在教会眼里被视为不可分解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十二世纪晚期的史诗《纳尔榜的埃墨里》，以较为幽默的语调陈述了一个分两阶段进行的传统婚姻。埃墨里迫切希望娶到漂亮的赫尔曼加尔,他派他的男爵去去她的哥哥伦巴第国王那里说媒；接着，他亲自去国王那里求亲。在接下来由男人进行的商谈中，尽管整个过程中都要关注赫尔曼加尔本人的愿望，但埃墨里一方软硬兼施。这样的过程，是行吟诗人们刻意杜撰希图取悦他们的听众呢？还是反映了一个真实的习俗？无论如何，未来的新娘和新郎都仅仅是因彼此的名声倾慕上对方的，因为他们之前谁也没有见过谁。谈判者的言辞看上去非常的似是而非，在向他未来的郎舅鼓吹提议中的婚事的价值时，埃墨里说：

En totes corz en seroiz vos plus chier

Et en voz marches plus redote et fier.

在所有的法庭里，你都会被

判定为一位具有伟大价值之人；

当你有一个能与你相匹的人协助，

你将更加令人颤栗。

国王被说服了，他把妹妹的手递给了埃墨里。在赫尔曼加尔前往纳尔榜的整个旅程中，尽管婚姻还没有完成，但都称她作新娘子了。撒拉逊人的进攻让婚礼延后举行，但最终还是举行了，赫尔曼加尔变成了纳尔榜的主妇。令人惊奇的是，婚礼之夜发生在正式婚礼仪式举行之前，正式仪式是由一名大主教主持的盛大庆祝活动，客人待庆祝结束后急匆匆地离开，以便于在为期一周的盛宴上抢占一席之地。这个奢华的庆典意在宣扬埃墨里伯爵本人和法兰西，在那个时代，彼此密不可分的财富和权力，是靠慷慨和奢华来衡量的。

考察11和十二世纪的资料后会发现，在订婚和结婚之间所隔的时间长度变化相当大。最长的耽搁是来自于贵族生活的某些传统特征。两个家庭居住地经常离得很远，需要长途旅行，而丈夫要承担这个责任。有时，为了订婚的孩子达到必要的结婚年龄，耽搁也是必须的。（假如孩子有7岁或更大，查特雷斯的伊夫则暗自允许这种孩子间的婚姻）。孩子间的婚姻往往导致盟友的缔结或敌对家族的和解。由于受到叔父的威胁，一个独生孤女需要丈夫保护她和她的城堡。对于那些骚扰公国边境地区的敌对领主，该公国的王子则不能推迟与一个与这个领主有亲缘关系的女子结婚。因此，那个时代的编年史学家能够经常地切非常清楚地区分"desponsatio"和"nuptiae"之间的不同，而"婚约"（engagement）与"婚姻"（marriage）这两个现代词汇所包含的意义，显然是不怎么恰当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