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者的残暴讨伐及招降政策

面对台湾人民风起云涌的抗日武装斗争,日本殖民者出动大批军队、警察和宪兵，组织讨伐队，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与焚掠。他们不仅无情镇压抗日军参加者，而且就连普通民众也不放过，从一开始就采取所谓"无差别报复"政策，广大台湾人民遭到空前的大浩劫。

在台湾北部，日军讨伐队大肆搜捕杀戮抗日民众，仅第七旅团杀害者便高达2454名，被宪兵杀者为377名，宜兰平原哀鸿遍野。在中部云林，4000余户房屋被毁，民众大批被杀，据台湾高等法院院长高野孟矩揭露："费时六日间，烧毁七十余庄之民居，不分良匪，杀害人民三百余--不查实际，多杀良民之父、夺其母、害其兄，又杀其子、杀其妻、害其弟，以激其恨，且又将其家屋及所有财产焚掠一空，使其无寄生之所。"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1972，第121页。 这就是血腥的云林大屠杀。在南部的阿公店，日军的暴行还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在日军对潮州和恒春的讨伐中，"被杀害者达2053名，伤者不知其数"，烧毁房屋5813户，连日本人自己都惊呼："讨伐被害意外之多！"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1987，第200页。 惨状目不忍睹。又如在上茄苳，日军将全庄所有17～60岁的男子集中一处，根据事先准备好的"土匪名簿"，将其中238人拉出枪杀。桩桩血案，令人发指。

台湾抗日形势图

然而，殖民者的屠刀吓不倒台湾人民，相反只能更加激起他们对侵略者的仇恨。正如高野孟矩在谈到云林大屠杀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屠杀政策"激怒了附近的人民，成为这次暴动蜂起的基因"，它只能把人民"推入他们（指抗日军）的队伍中去"。他说，台北、宜兰等地讨伐队不分良匪的杀戮政策收不到什么效果，台湾人对日本人普遍采取不合作态度。日本官吏"向人民询问'匪情'时，（台人）更不告以事实"。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1972，第93页。 又如，在潮州、恒春闽粤汉人与土著族联合抗日斗争中，来自阿公店的大屠杀的传闻也是当时激励人们起来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为防范和镇压台湾人民的武装反抗，乃木希典总督时期，实施了所谓"三段警备制"，即将台湾划分为3个区域，靠近山区的危险地带由军队负责防范、平地由警察负责，两者之间由军队和警察共同维持秩序，但由于各区域纵横交错、各部门间又往往权责不清，未能达成日人预期的效果，不久即告废止。鹤见佑辅：《后藤新平传》，太平洋协会出版部，东京，昭和18，第100页。

1898年儿玉源太郎任台湾总督、后藤新平任民政长官，台湾进入了所谓的儿玉、后藤时期。这一时期的殖民当局除了进行土地林野调查、兴建港口铁路等基础工程外，政治上则试图改变原先的横暴形象，采行怀柔政策，召开飨老典、扬文会，颁发绅章以笼络地方士绅；社会政策上则执行所谓"尊重旧惯"，对台湾社会固有的风俗习惯予以保留和一定程度的尊重，避免引发民众的不满；同时恢复封建的保甲制度，让台湾人自相监视，以台治台。针对长期以来镇压台湾人民武装斗争不利的状况，一方面整顿警察队伍以强化暴力统治机器，另一方面以新思维、新方法来对付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其核心即展开对台湾抗日武装集团实施分化瓦解的招降政策。

对台湾抗日武装的招降活动虽早在桂太郎、乃木希典总督时代就已出现，但只不过是小范围的在中南部地区进行，台中县知事木下周一四处张贴招降谕告书，并委任部分台湾人从事招降，1898年12月铁国山周围试探性的施行，到了儿玉源太郎时期，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主持下，才开始了大规模的招降活动。

日本殖民者的招降活动首先指向北部的陈秋菊所部，先后派出长谷信敬、谷信近等与陈秋菊、林火旺会面，随后又劝诱卢锦春、简大狮等人投降，至1898年10月，北部地区几支主要武装集团相继停止战斗，"归顺"日本殖民者。在中部，台中县知事木下周一四处张贴招谕文书，并委任台湾人从事招降，1898年12月铁国山、张大猷等610人归降。在嘉义，总督府事务嘱托白井新太郎等通过黄国镇的父亲对其诱降，后黄国镇、柯铁等均告"归顺"。1899年初，台南县知事矶贝静藏颁布《归顺土匪处置法》，宣布对归顺者以宽大处理,4～5月间，南部的阮振、林少猫亦相继"归顺"。这样，到1899年上半年，全台各抗日武装集团陆续"归顺"，台湾岛内武装斗争暂告平静。一时之间台湾抗日武装集团的主要力量和著名首领都走向了"归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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