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确实无知，还是被迫"选择性接受"，身在网络时代的愤青对"国"和"天下"的理解还不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他们张口就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的"天下"，很多时候是指"国"，需要肉食者谋之，而不需要他们瞎操心的。据说林语堂也要感叹："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林语堂《一夕话》）

五四启蒙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是在很晚才懂得国家这个概念的。陈独秀曾在1904年《说国家》一文中回忆说："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文化巨人尚且如此孤陋寡闻，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老百姓没有国家观念，何来爱国情感？没有爱国情感，何来爱国热情、盲目排外？

不要说排外，就是外国打进来，他们也有理由作壁上观。麦天枢、王先明在《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里讲到：如果以为沿海和长江的炮声与白旗，已经在国民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精神波澜和情绪风涛，那便是属于今人想当然的自作多情，事实上，英国殖民者也发现了这一点，1841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乌涌的时候，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两个不相干的别人争斗。

有人拿三元里人民抗英来反证人民有爱国之情，孰不知三元里人民抗英，是因为村民自己的祖坟被英夷挖了，母亲妻女被英国人强奸了，才奋起反抗，有人认为这种反抗是基于一个民族的伦理自觉与伦理本能。本能的反抗被视为为国抗英，"家仇"被夸大成"国恨"，显然有失依据。

天下是某个利益群团的天下，而且对自己还不仁不义，"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老百姓凭什么会有国家概念，凭什么站出来对外国愤怒？人家洋人要你西太后下台，你不肯下台又不敢得罪洋人，想出个"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那你就结去呗，总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

只有将"国家利益"与民众的"个人利益"捆绑在一起，培养起把"国家利益"视为高于"个人利益"的民众，爱国排外的愤青就慢慢产生了。这里的"愤青"一般指民族主义愤青、左愤和毛愤。愤青有大佬极的，也有小喽啰，愤青大佬能影响决策，愤青喽啰是一些冒头的小鬼，这些小鬼在网络上常常被称为"粪青"、"小左"和"五毛"。

如果要形象一点讲，我给愤青做了一个类比，叫"当代义和团"、"民族自恋狂"。一方面，他们把国家、民族、政府、党派等概念混作一团，叫人哭笑不得，因此他们的关于爱国的"主义"和爱国的"行为"也让人哭笑不得。另一方面，他们只觉得自己的国家民族是世界上最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有民族这样认为，结果如何呢，有史为鉴），泱泱大朝，唯我独尊，说起西方，那都是夷狄，不拿正眼瞧人家的。脑子糊涂却狂热自恋到凌驾于人性、真理、正义之上的愤青，不懂得真正的爱应该包含着对整个人类的爱，他们自以为是的爱，只是一种崇拜，即便算为爱，也是狭隘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