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上，教授学者的声誉是高于生命的，一旦一个教授学者的声誉有了问题，他的职业生涯就完结了，意味着他的余生只能靠从事低级劳动过活。然而在中国，对于教授学者而言，权位和金钱是第一位的，声誉出现问题，哪怕是特别明显的问题，只要你能动用各种关系，将之摆平就行。丢人不要紧，但不能丢位置。至于对真理探索的欲望、人的良知、社会的担当、对学生的责任心，已经在相当多地位很高的教授那里找不到丝毫的痕迹了。

教授如此，学生就更不用说了。高校大跃进这八年，是学生考试抄袭最严重的八年，也是学生论文质量最差的八年。网络普及之后，网络成了相当数量的学生各种论文的发祥地，连帮导师做的课题，也从里面搬，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牌教授犯抄袭错误的原因。大学这些年，最大的问题是在教学生做人方面的失败。在老师的榜样面前，有的学生甚至丧失了起码的责任心、起码的道义感。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大学奉行的是奴才式的管理，干部管老师务必使之奴才化，要的就是听话。而这种奴才管理，转化到学生那里，则变成奴才教育和管理的双管齐下，结果是桀骜者变成了愤青，温顺者变成了下一代的奴才。国家和社会对大学培养独立人格、创造性人才的期望，在现实中已经南辕北辙。

高校大跃进，最大的危害是给社会和国家制造了巨大潜在的社会危机。大学的扩招和学费的翻倍增加，固然有政府拉动消费的初衷，但是从根本上，还是大跃进的需要。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趋向日益严重，本身很像政府的大学，自然也不能例外。大跃进如果本身不能给大学带来现实的利益，仅凭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力量的推动，是难以奏效的。大跃进的好处不仅来自上面的拨款，而且还有下面的创收，在学校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招的学生越多，收益就越大。正因为如此，大跃进前一个只招三千人的学校，跃进之后，居然可以招到三万人。而且，各个高校还非常热衷于研究生的收费改革，将研究生的收费面扩至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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