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陈晋 《读毛泽东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9月出版

两晋南北朝时期很乱。“乱世英雄”起四方，城头常变“大王旗”。乱世中的知识分子，也大体是穷形尽相地各展其能。口中说的，笔下写的，心里想的，手上做的，也就五花八门，以致弄出一些怪异的现象。所谓怪异，即从历史的长河来看，难以划入主流价值形态和行为规范，但在特定时期，却又是社会瞩目乃至追捧的时髦，我们统称之为“异相”。拿两晋南北朝来说，知识分子们写的不少诗文，便“异相”纷呈，读之要格外小心，切莫把他们说的和写的，当作他们想的和做的。观其文，还要察其行，更要知其底，方能识其人。

南北朝写点诗文的知识分子，言行不一的异相，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异相，本来热衷功名、攀龙附凤，却在笔下故作清高，标榜出世。针对这种异相，毛泽东1975年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时说道：“知识分子一遇麻烦，就爱标榜退隐，其实，历史上有许多所谓的隐士，原是假的，是沽名钓誉。”

两晋时期，玄学盛行，清谈勃兴，濡染了一大批达宦文士。其背后当然也有一点与乱七八糟的当局“不合作主义”的味道。但此风一旦成为时髦，就有人追“风”而言、而写。似乎不玩点“酷”，就是自贬身价，就难以立足。当时社会推崇的“酷”，不光是善写诗文，还必须在诗文里向世人宣达自己不屑与尘世为伍的高蹈情志。

人们都读过西晋时期“石崇斗富”的故事，也都知道这位石崇是靠抢掠商贾“以致巨富”的怪人。他的官也做得不小，奢靡之名更是远播，但却偏偏是他，竟也舞文弄墨，写了《思归叹》、《思归引》诸多诗篇，反复宣称自己“超逍遥兮绝尘埃”，“少有大志，夸迈流俗”，“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云之操”。知道其为人的读者，便会觉得是在搞笑。这位石大人写出这些搞笑的东西，实际是因为他在仕途倾轧中一时失意而已。一旦用“恬淡”的外衣把自己包裹起来，就觉得可以维持一些残存的尊严了。如果说，石崇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还算不得什么角色的话，那么，他的朋友潘岳，却是文坛上有名的人物。这位老兄的有名，除了嗜谈庄老外，更在于他的有些篇章哪怕是为文造情、违志作诗，也还算过得去。如其有名的《闲居赋》，以老庄自饰，声称“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又作《秋兴赋》，表示要“逍遥乎山川之际，放旷乎人间之世”。然而，《晋书·潘岳传》却揭了他“性轻躁，趋时利”的老底。他和石崇等人常常等在权贵贾谧的大门前，“每候其出，便望尘而拜”，到底是希望手握大权的贾谧能够看到自己对他的向往和归心。知道了潘岳的这番媚态婢膝之状，再看他写的“放旷乎人间之世”一类文字，不知人们该作何感想。很像今天有些人喜欢在屋里挂着郑板桥写的“难得糊涂”，其实是提醒自己在名利场中做事情千万不要犯糊涂。事实上，无论是石崇还是潘岳，最后都耐不住寂寞，参与西晋的“八王之乱”，同时被杀。由此想到南宋朱熹的一个观点：“晋宋人物，虽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他们笔下的那类装点门面的作品，也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说的那样，“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对两晋期间这类人物，毛泽东直接评点过的是大哲学家、清谈派的代表人物郭象。毛泽东读《晋书·郭象传》的批注是：“郭象无行。”毛泽东的这个评语，一是指郭象以清高扬名，最后却“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一是指郭在学术上有剽窃向秀《庄子注》之嫌。

第二种异相，表面上安于恬淡，忘情山水，好像是不过问政事，实际上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满，一有机会总还是要发点牢骚的。这类知识分子的选择，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山水诗人谢灵运便是其中做得比较到位的一个。如果说，石崇、潘岳者流的心口不一属于喜剧和闹剧的话，那么，谢灵运的选择则多少有点悲剧的味道了。毛泽东便从谢的诗歌中看到他进退失据的内心痛苦和矛盾。对此，本书前面一篇已详细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