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

朱湘(1904~1933)字子沅,安徽太湖人。中国现代诗人。

一个诗人死了，这本不是什么大新闻。

他选择在一个冬日的凌晨，当轮船即将驶入南京时投河自尽。据说，这个名叫朱湘的年轻人，最后的时刻一边饮酒，一边吟诗。随身携带的两本书，一本是海涅的诗集，另一本是他自己的诗作。

几乎无人知道诗人自杀的真正原因。梁实秋猜测是因性格怪癖，闻一多则感叹“谁知道他若继续活着只比死去更痛苦呢”？不管怎样，这个被鲁迅誉为“中国济慈”的诗人，死前早已没有才子的风貌，只剩下流浪汉的潦倒。那张三等舱的船票，是亲戚接济的，那瓶酒，是妻子打工所得。

而早在10年前，他还和杨世恩等4名清华学生，因在新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并称为“清华四子”。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年仅18岁的朱湘在《晨报》、《小说月报》等知名刊物发表作品若干。看起来，少年诗人的前途该是多么远大。

然而，他好像故意跟光明、美好这样的字眼作对似的。在清华专攻文学而肆意逃课，抵制斋务处的早餐点名制度，终于因记3次大过被开除。在美国读书时因同学说了句“中国人像猴子”，又愤而退学，什么学位也没拿到。在安徽大学任教，由于校方将自己主持的“英文文学系”更名为“英文学系”，便发誓再也不教书了。

清华、“海归”、教授……若干耀眼的光环，只因诗人的一时任性而纷纷远去。就连“中国济慈”的雅号，也被诗人鄙夷为诗坛的崇洋之风，再三表示“我只是东方的一只小鸟”，“只想闻泰岳嵩间的白鹤”。

“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一下子捣得粉碎？为什么要脱离安适的环境，走上饥饿寒冷而又耻辱的道路？”同时代的女作家苏雪林曾发出这样的疑问。

对此，朱湘自己的解释是“向失望宣战”。只是，宣战的结果是输得一塌糊涂。从安徽大学离职后，向来清高的朱湘竟毫无生计，四处流浪。时人回忆，这位曾经穿着笔挺西服、深情傲慢的大学教授，一度住在黑暗狭小的码头饭店里，低声下气地问人借钱。而他一个未满周岁的儿子，因为没有奶吃，哭了7天后活活饿死。

诗歌创作，对于此时的朱湘来说，不要说闲情逸致，连养家糊口都勉强。一次在武汉大学，朋友邀请其参观图书馆，问是否有新作出版。只见诗人脸上露出悲凉的表情：“新著诗稿数种在长沙妻子身边，还没有接洽到出版社。”

如果不是死后《石门集》的出版，几乎无人了解朱湘内心的苦闷。“我弃了世界，世界也弃了我……给我诗，鼓我的气，替我消忧。”在诗作《我的诗神》中，朱湘这样写道。

于是，诗人之死被赋予了多重含义，一时间成为文学专栏的头条。较多的说法是《申报》提出的“黑暗对知识分子的戕害”。作家陈鹤祥甚至著文呼吁，朱湘之死，应给所有不愿向恶势力妥协的人以警策，“那就是要更加顽强地活下去”。

也有人赞叹他是用生命谱写诗歌。苏雪林就曾说：“生命于我们虽然宝贵，比起艺术却又不值什么……我仿佛看见诗人悬崖撒手之顷，顶上晕着一道金色灿烂的圣者的圆光，有说不出的庄严，说不出的瑰丽。”

反倒是他的诗作被人忽视了。以至于后人周良沛在编纂《朱湘诗集》时不得不建议，与其讨论朱湘是新月诗人，还是爱国诗人，不如先读读他的全部诗作。

不仅如此，诗人所在的时代也不复存在。按照当代诗人西川的说法，写诗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在消费主义、流行文化泛滥的时代。而走在朱湘年少时曾和其他文学青年畅谈诗作的清华园，人们不再看到手捧诗集的学生。他们大多在背英文单词，为考GRE和托福而努力。打开BBS水木清华站的诗歌版面，搜索朱湘、“清华四子”也是毫无结果，倒是一个请网友帮孩子取名的帖子十分热门。大半个世纪前，这所园子里萌生的诗人、诗派和诗意，似乎已随诗人的离去而渐远渐淡。

还有朱湘，除了那则1933年12月4日投江自尽的新闻，人们也已不记得这个曾和徐志摩、闻一多比肩的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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