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靠“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_读书

北岛：靠“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

2009年01月19日 11:25经济观察报【大中小】【打印】

编者按:

一九七八年底，诗刊《今天》诞生在北京郊区一间狭小的农舍。《今天》在中国出现，无疑与文化革命中成长的那代人有关。他们在迷失中寻找出路，在下沉中获得力量，在集体失语的沉默中吶喊，《今天》的影响远远超出文学以外。在《今天》创刊三十周年之际，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了创办者北岛。

摘录:

北岛:独立身份与思想自由固然重要，但在目前中国与世界这个大的语境中，“强硬的文学精神”则更贴切、更有意义。回首三十年，《今天》一直处在逆境中，靠的正是这种“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走出谷底。如果说一个民族需要那么一种精神的话，《今天》就应该是这种精神——它是无权者的权力，无产者的财富，无家可归者的家园。

记者:刘溜

“《今天》的出现释放了巨大的能量”

经济观察报:我原来以为《今天》只是诗歌刊物。

北岛:《今天》从一开始就是综合性的文学杂志。后来说《今天》是个诗歌刊物，是因为诗歌影响大，往往遮掩了其他门类的光芒。比如，《今天》的小说很重要，出了像史铁生、万之、刘自立等具有原创性的小说家，领风气之先。而评论也并不弱，包括像阿城、黄子平等都是先在《今天》崭露头角的。

经济观察报:你和芒克、多多他们后来都被归入“朦胧诗派”，但你认为你们是“今天诗派”。

北岛:有个误解。当时《诗刊》的副主编邵燕祥是我的朋友，他把《今天》创刊号上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分别发在《诗刊》1979年的第三期和第四期上。《诗刊》当时发行量很大，超过上百万份，无疑对“今天诗派”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在后来官方关于朦胧诗的讨论中，却不能提到《今天》。由于缺席，就只剩下“朦胧诗派”这个官方标签了。

经济观察报:《今天》在当时已经是个禁忌了吗？

北岛:当然是禁忌。除了一小部分《今天》的读者，大多数人无法得知所谓“朦胧诗”的来龙去脉，我们当时根本没有发言权。然而，历史从来没有什么定论，总是在不断重写的。在重写过程中，命名极为重要，因为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命名，对世界的命名。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今天诗派”长期被“朦胧诗派”这个含混的官方命名所遮蔽，是除掉这个遮蔽的时候了。

经济观察报:能否谈谈“今天诗派”（或“朦胧诗派”）与“伤痕文学”的关系。

北岛:去年在澳门举办的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讨会上，一个复旦的教授，居然说“伤痕文学”也包括所谓的“朦胧诗”，我很生气，站起来反驳他说，你既然研究“伤痕文学”与“朦胧派”，怎么连《今天》创刊号都没认真读过？我们在创刊号上惟一的评论文章，就是针对伤痕文学的，评的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刘心武的短篇小说《醒来吧弟弟》。

经济观察报:批判“伤痕文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北岛:“伤痕文学”基本上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是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性表达，使文学再次成了工具，失去了文学的自主性和丰富性。我看这些教授脑袋进水了，抱残守缺，这么多年过去了，却连一点儿长进都没有。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今天》是一个纯文学杂志，但很多人还是会把《今天》跟政治联系到一起。

北岛:所谓“纯文学”只在当时的语境中有意义，那是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在那样的语境中，提出“纯文学”就是一种对政治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