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周为筠站在县新华书店里，翻阅着一本本近代书籍，梦想着给王国维写本传记。他为此甚至实践了一段时间，终因功力不济放弃了。当时他或许没有意识到，民国情结已在他的心里埋下了种子。

后来他上了大学，本科学历史，硕士游移到中文，毕业后先做记者，现在做编辑，这么跑了一大圈后，民国那颗种子终于发了芽，开了花。去年他出版了《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今年刚推出《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而下一步对教会大学的写作也已在进行之中。虽然除此之外，他的兴趣广泛，作文驳杂，但关于民国史已是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写作路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群人，几本杂志和几所大学"。

第一次看到《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这本书，先是被书名吸引住了，在乏善可陈的以民国为题材的众多出版物中，通过杂志来解读民国史无疑是一个新鲜的角度；阅读的过程是愉快的，文字畅达，笔端收敛而冷静，线索纷杂而叙述却不乱，独立的思考随处可见；不过，掩卷还是有些微遗憾：书里涉笔杂志史、人物史、思想史，虽写得生动，却浅尝辄止，不够深入。及至与周为筠交谈才明白，这样写作实际上是出于他的历史爱好者和出版人双重身份：敬史、崇史奠定了他写作的功力，出版的本职给了他独到的眼光，因而他能于过度开掘的题材中发现"空白"角度，也刻意于写作时走"中间路线"，不做高头讲章，"通俗而不流俗"准确地说明了他对这本书的定位。

杂志里藏着民国最真实的影子

《出版人》：为什么以杂志为切入点来讲民国史？

周为筠：民国时期，报刊是引导大众的舆论高地，近现代思想文化都与之息息相关。在这一阶段，凡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无一能与报刊脱开关系，有的甚至终身为新闻人。像笔扫千钧的梁启超，铁肩辣手的邵飘萍，奔走呼号的陈独秀，还有黄远生、于右任、史量才、王芸生他们都曾用凌云健笔在近现代史上泼上了浓墨重彩。 而杂志作为媒体的一种形态，特别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重视。杂志时效性、连续性和学术性比较强，更适合各类团体联系同志、发布信息、探讨问题和砥砺学术。杂志的起点也比较低，两三个人就可以办起来。所以，这时办刊之风极盛，持不同政见者为了鼓吹自己的理想，纷纷自立山头宣传五花八门的主张。他们在杂志上留下的记录，成了不可回避的第一手材料，那里面有一个时代最真实影子，重叠在一起就是一幅最接近事实的历史图景。

《出版人》：民国杂志纷呈，为什么选这八种杂志？就当时来说，这些杂志的影响力是否具有代表性？

周为筠：史量才说过："人有人格，报有报格"，人格已经决定了刊格。《新青年》《语丝》《独立评论》《观察》《新月》都是影响力巨大的同人杂志。这几本杂志和它们的撰稿人，在当时和日后的中国文化思想界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另外，《生活》周刊市场发行量巨大，《良友》更是号称"良友遍天下"，而有"老寿星"之称的《东方杂志》办刊时间最长，可谓"杂志中的杂志"。这些杂志或致力于宣扬团体的理想，或只为唤醒昏睡的大众，或文人论政笔墨报国，或以笔为枪抵抗强权，或只做一个愉悦大众的战士在当时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出版人》：你在这本书中，写了杂志的盛衰、人物的命运和时代的风云变幻，这三者之间是一个怎样的关系？你希望读者怎么去读这本书？

周为筠：在写作过程中，我真是觉得杂志、人物和时代三者组合在一起，就像一场精彩绝伦的大戏。杂志就像一个古旧的戏台，撰稿人则像演员，在那里咿咿呀呀地唱念做打，台上主角、配角你方唱罢我登场，台下班主、编剧、票友一个也不少。风云翻滚的时代自然就成了杂志这场戏的幕景。 从书名可以看出，我是想凭借杂志来呈现民国这个时代。我也尽力把这些杂志当作一幕有起有落的大戏来叙述。这场戏中有大家一起登台合唱，中间也有人走神唱跑了调子，到最后曲终人散尽，唯有余韵袅袅，经年而不绝。一个时代的起起伏伏、万象斑斓，全部在这方寸间被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 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既通俗又不流俗。我希望读者看这本书，也像看一出老戏一样，会看的，看出其中的微言大义；不会看的，也能看个红火热闹。

文人论政的"新知识道统"

《出版人》：我看到你对自由主义倾向的杂志和人物，比如《独立评论》《新月》，比如梁实秋、胡适等，有着正面的评价，与我们以往获得的印象不同。

周为筠：我是十分欣赏这一脉自由主义的香火的，尽管他们微弱却弥足珍贵。像围绕在胡适周围的一群自由主义分子，他们在教学、哲学和从政之余，拿起笔来写时评，阐述民主、自由与人权。胡适与丁文江办《努力周报》，宣扬好人政府；与徐志摩，梁实秋、叶公超等办《新月》，为人权问题与国民党政府打笔战；与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蒋廷黻等人办《独立评论》，在国难当头的日子纷纷思出其位，竞相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

傅斯年曾对胡适说过："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这句话足可见他们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当传统仕途被阻塞后，这些杂志又成了知识分子的舞台。这就是所谓的新知识道统，它不再是软弱的依附和无根的漂泊，而是开辟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他们矢志不渝于新知识道统，通过一本本杂志来实践自己的理想，用知识和德性的优势对社会做出理性的批评，通过思想启蒙改变现实，温和而理性。这种文人论政的传统，现在却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