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二黑结婚》创作、影响史话：20世纪40年代：《小二黑结婚》的诞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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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晓薇

　　在文学的园地中，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像是根基深厚，枝叶繁茂的植物，不仅生命力强韧持久，而且具有超乎寻常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当代作家赵树理于半个多世纪前创作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就是这样一部佳作。在特殊的政治年代，这部作品连同故事的意识形态意味汇入一个时代文学的主流。小二黑与小芹争取婚恋自由的动人故事，二诸葛与三仙姑滑稽而生动的行为话语，在那个时代打动了千百万读者，继而又被以各种文艺方式搬演、传播，展现了它强大的生命力与辐射力。

　　一、20世纪40年代：《小二黑结婚》的诞生

　　说到小说的诞生，还得从青年赵树理就读于长治四师时谈起。受同学的影响，赵树理接触了“五四”新文学。但是回到老家，当他把学来的东西讲给乡亲们听时，却遭遇了冷漠。他们不喜欢赵树理的“学生腔”。他们有自己说话的方式。这件事给赵树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还写文章回忆和分析过这个现象。①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赵树理开始学习把新思想“翻译”成农民的话讲给他们听。《小二黑结婚》中那幽默风趣，充满山药蛋味道但又俗中含雅的语言，应该是从这时起就打下了根基的。

　　但是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当赵树理开始真正动笔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用的仍然是“欧化句法”，写的仍然是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小二黑结婚》中的那种亲切质朴的山西农民语言和生活。很显然，当作家捧出《小二黑结婚》这部令他扬名海内外的小说之前，他还走了一段不短的路。

　　1932年，上海文艺界展开了“文艺大众化”的热烈讨论。苏汶、胡秋原等人撰文极力贬低连环图画、说书唱本之类的通俗文艺的价值。鲁迅予以有力的驳斥，指出连环画、唱本“已经坐在了‘艺术之宫’的里面了”，它们同样可以产生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那样的伟大艺术家。上海的讨论在太原的赵树理的心里掀开了层层涟漪。他所敬仰的鲁迅开启了他心头的一盏明灯。赵树理后来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一九三四年，其后一直坚持下来。”就是在这一年赵树理写成了小说《盘龙峪》。这部小说以晋东南的农村生活为背景，表现的是地地道道的太行山区农民的生活。清新的乡村风俗画，生动简练诙谐的山西农民语言，从这里已经看得出《小二黑结婚》的几分神韵了。而他开始实践“地摊文学”的理想，则要待到自1939年起在牺盟会①长治中心区先后主编《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和《人民报》副刊《大家干》以及在华北新华日报社当编辑的时候了。在这些刊物上，赵树理连编辑兼带创作投稿，鼓词、快板、小说、杂文无所不能，宣传抗日，揭露阎锡山破坏抗日的劣迹。这种小报专门往人多处张贴，贴到哪百姓们就挤到哪，争相一睹为快。因此赵树理得到两个美称：“庙会作家”、“快板诗人”。这时的赵树理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华北新华日报社早已是众所周知的“通俗文学家”了。

　　但他同时也得到了另一顶帽子———“海派”或“旧派”。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这顶帽子是那些反对大众化的人给他戴的。他们自称是“京派”或“新派”。这些人有的是从国统区来的，有的原本就在根据地，知识分子味儿极浓，“眼睛向上”，创作只为满足少数人的趣味服务，脱离大多数百姓实际需要。与他们相比，赵树理这位扎根于民间的农民作家很显然代表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1942年1月16日到19日，在八路军129师政治部与中共晋冀鲁豫区党委召开的全区五百人的文化座谈会上，赵树理与“新派”的代表———青年诗人高咏之间发生了争论。这实际上正是太行山区主张与反对文艺大众化方向的两种文艺力量斗争的一种表现。赵树理在会议的第三天（18日）作了发言，“用许多实际的例子证实大众化的迫切需要”。同样参加会议的吕班这样描述赵树理在会上的发言：

　　正当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有一位同志起立发言了，他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一本黄连纸封面木刻的小册子来，说他介绍给大家一本“真正的”“华北文化”，于是他高声朗诵起来：“观音老母坐莲台，一朵祥云降下来，杨柳枝儿洒甘露，搭救世人免灾祸……”念了不多几句，引得哄堂大笑起来，但这位同志却非常严肃地说：“我们今后的写作，应当向这本小书学习的，因为老百姓对它太熟悉了，只要我们有强烈的内容，这种形式最适合工农的要求了，我们应当成立一个‘通俗文艺社’，更多写些给老百姓看的东西。”他着重的指出：“这种小册子数量很多，像敌人的‘挺身队’一样沿着太行山爬了上来，毒害我们的人民，我们应当起而应战，打垮它，消灭它，夺取它的阵地。”①

　　赵树理在会上的发言，实际上是一则宣告自己要坚定不移走通俗化道路的宣言书，也是一则向边区文艺工作者呼吁文艺大众化的倡议书。至此，赵树理已经完成了他的文艺大众化思想的蜕变过程，成为一位坚定的“通俗文学家”。

　　了解了这一段思想与创作历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赵树理何以在写出《小二黑结婚》时还只是“一个新人”①，但却是“一棵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它根扎得很深，抽长的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的自然自在”（郭沫若语）。

　　就在五百人文化座谈会召开后不久———1941年5月到7月，日军连续对我太行山区进行“扫荡”。在突围中，北方局调查研究室的同志牺牲了十几名。八路军副司令彭德怀将北方局调查研究室委托给北方局秘书长兼党校校长杨献珍管理。这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传到太行山区。文艺为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更加明确了。杨献珍在反复领会讲话精神的同时，也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他想到了赵树理———这个深受群众欢迎的“快板诗人”、“庙会作家”，便申请将赵树理调到北方局调研室，让赵树理集中精力创作通俗文艺，教育群众。这样，赵树理又开始了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