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创作、影响史话：20世纪50年代：激情燃烧的青春记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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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圣琪

　　《青春之歌》是女作家杨沫（1914—1995）创作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1958年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迅速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小说之一。1959年初，这部作品又被及时改编成电影，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公映，取得了轰动效应。

　　然而，在风光无限的背后，《青春之歌》这部“十七年”文学“红色经典”系列中绝无仅有的知识分子题材长篇小说，可谓是命运多舛，不仅面世前饱受“难产”之苦，而且在诞生后不久就受到质疑。1959年初，郭开首先发难，随即《文艺报》《中国青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展开了有关《青春之歌》的热烈论争。论争聚焦于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尽管讨论的结果是肯定意见占上风，但杨沫却相当谨慎地根据批评意见作了修改，在1960年的再版本中大量删减了林道静投身革命实践后流露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并增写了林道静在农村与工农结合的八章和领导“一二·九”运动的三章，计11章之多。

　　虽然“文革”后，评论界许多人认为这次修改是概念化的，但杨沫在1978年出版的重印本（定本）中，依然以修改过的再版本为主要依据。1992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杨沫文集》，《青春之歌》（定本）被收入第一卷，自此，其版本变迁终于尘埃落定。

　　许多年过去了，世事变迁，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青春之歌》这段往事中凝聚的时代风云，却值得认真反思。

　　一、20世纪50年代：激情燃烧的青春记忆

　　1950年，杨沫因病休养，脑海中许多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共产党员形象和关于往昔个人经历的回忆交织在一起，促使她拿起笔，开始创作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起初因受到苏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之鼓舞，杨沫将小说取名为《千锤百炼》，之后更名为《烧不尽的野火》1952年写完第二遍，1955年完成，即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并易名为《青春之歌》，一直拖到1958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截至此时，据《初版后记》中说已经历了“六七次的重写，修改”。所以此书无论是写作还是出版均可谓“难产”。

　　“难产儿”一经问世，却出人意料的极其畅销。1958年9月5日杨沫日记中说“《青》书已出九十四万册了”。到次年中，已突破130万册的大关。

　　“十七年”的文艺政策的要求是“写工农兵”。相比当时许多其他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或者“胎死腹中”，或者一出版就被“打入冷宫”，正面表现知识分子的《青春之歌》能够问世并受到热捧，实属幸运。那么，《青春之歌》既能以“非重大题材”跻身“红色经典”行列，又能在广大读者中受到热烈欢迎，奥妙何在？

　　《青春之歌》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了青年学生林道静在革命斗争中“从一个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①的艰难历程。从作者杨沫关于个人早期生活经历和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自述中可知，林道静这个人物身上有着杨沫的影子。

　　关于《青春之歌》的“自叙传”色彩，杨沫本人曾多次在文中提及，她说：“英雄们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主要是‘七七’事变前白区斗争的那一段）的惊人事迹，加上我个人的一些生活感受、生活经历，这几个方面凑在一起便成了《青春之歌》的创作素材。”①又说：“林道静不是我自己，但是有我个人的生活在内。”②

　　杨沫原名杨成业，1914年8月25日生于北京，父亲是清末举人，曾任大学校长。1931年，父亲为躲债逃得不知去向，母亲为了家中生活，逼迫杨沫辍学嫁给一个军官。当时杨沫虽然只有十六岁，但是已经读过不少反对包办婚姻、争取个性解放的小说，深受五四精神熏染，不肯听从摆布。母亲勃然大怒，停止了对她的一切供给。

　　依靠同学们的捐款和一位音乐老师的资助，杨沫勉强读完了初三，暑假回到家，母亲逼迫更甚。无奈之下，她借了几元钱到北戴河投奔教书的哥哥，但兄嫂经济上也非常困难。杨沫痛苦之余，只有不断给同学们写信，请大家快快帮助自己找个工作。

　　等待回音的日子里，杨沫整日徘徊在北戴河的海滨，望着苍茫无边的大海，回想自己这短暂的一生，她感到生活对自己太残酷。童年的无爱生活给杨沫的心灵造成了深刻的内隐性创伤，养成了她敏感、多疑、忧郁、不重亲情的性格。然而这个缺少温情的家惟一的好处就是藏书很多，孤寂的小杨沫识字以后，就一头钻进书堆里，从书本中寻求安慰与快乐。最初她喜欢看武侠小说，立志要当个侠客。14岁考入北平西山温泉女中以后，她对武侠小说的兴趣渐渐淡漠，转而喜欢上了中外新小说。郭沫若的早期创作使她受到浪漫主义的熏陶，郁达夫的小说让她看清现实生活的严酷，小林多喜二的左倾作品激发了她对革命、对动荡生活的向往，受芥川龙之介的感伤小说的影响，她也常常想到死。

　　“芥川，以及有岛武郎这些日本大作家自杀身死的行动，使年轻的杨沫羡慕和敬佩，她觉得自杀也是一种美，一种光荣。”①因此，当杨沫在北戴河受到冷遇，站在海边的岩石上，望着莽莽滔滔的大海，多少次她想纵身一跃，结束这短暂的生命。可快满17岁的她，又不甘心就这么离开人世，内心深处对“生”的渴望，支撑着她一天天等下去……

　　终于，暑假快结束时，幼年曾一同练武的师妹李绍强来信，说师姐杨沫求职有希望了。幸运之门也因此打开，这次杨沫见到了刚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的张玄，即张仲衡，后来的国学大师张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