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创作、影响史话：20世纪50—70年代：《创业史》的批评与修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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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和

　　时光如白驹过隙，世事如烟云变幻。可有些东西往往历久弥新，它坚韧地存在着，历经岁月风霜的剥蚀而依旧傲然挺立，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神秘力量灌注其中。作为“红色经典”的《创业史》应该算得上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吧！几度沉浮，几番荣辱，它和它的作者柳青经历着命运多舛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但不论毁誉如何，当一部作品并未随时光的流转而被读者、被历史所遗忘时，它便足以自慰与自傲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学上的争议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体现在《创业史》上，却显得不那么寻常了。1959年，当作者以一种平凡而低调的姿态将它呈现于世人面前时，对其所将要承担的负重与将要遭受的磨难恐怕也是始料未及。《创业史》为什么影响久远？又为什么一再修改？为什么评说纷纭？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些问题的研究意义已超出了作品本身，甚至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学本身。这样一部有着复杂社会背景的文学作品的研究，也许只有将其置于更为宏阔的学术视野中，才可以登高揽胜，得其要领。《创业史》命运的一波三折，不正是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镜像吗？也许是因为它天生的复杂特质与丰富蕴涵，使得它可以常说常新，使得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可以从中获得特别的启示———文学的、政治的、精神的以及生命的等等。今天我们重谈《创业史》，也应该会有一些别样的收获。

　　一、20世纪50—70年代：《创业史》的

　　批评与修改

　　在中国，文学批评者的身份是非常复杂的，有官员批评家，有学院派批评家，也有一些文学爱好者。他们共同诠释、演绎，深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原作。不过，应当指出的是1950至1970年代，“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学批评并不是一种个性化或‘科学化’的作品解读，也不是一种鉴赏活动，而是体现政治意图的，对文学活动和主张进行‘裁决’的手段。它承担了保证规范的确立和实施，打击一切损害、削弱其权威地位的思想、创作和活动的职责。”①文学批评成为“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参与、规范着国家文化新秩序的建设。

　　《创业史》自1959年在《延河》第4期（当时的书名为《稻地风波》）公开发表以来，近60年来的荣辱毁誉让人唏嘘不已。这部小说在评论界获得过极高的评价，也遭受过一无是处的莫名指责。《创业史》刚发表的一年多时间，报刊赞扬的评价文章有五十余篇。人们的肯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映农村广阔生活的深刻程度”，“是一部深刻而完整地反映了我国广大农民的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作品。”②资深评论家冯牧第一个站出来力挺《创业史》，为这部作品的批评与接受定下了明朗的基调。因此，“广阔”、“深刻”以及与之形影相随的“史诗”自然而然成为阐释这部红色经典的关键词。“《创业史》第一部描写的是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相对平静时期。土地改革的暴风雨过去了，合作化的高潮还没有到来。”③最先在《延河》上发表有关这部合作化小说意见的就是一般读者。“《创业史》生活面广，主题思想深刻。”是“反映农业合作化壮丽的诗篇。……经过艰苦的斗争，新生力量在党的领导下终于得了胜利。……表现了突出的党性。”“使我们认识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面貌。”①

　　除此之外，《创业史》获得高度评价的另一依据是创造了一组达到“相当艺术水平”的人物，特别是梁生宝这一“新人”的“光辉形象”。冯牧认为：“在《创业史》众多的正面人物中，写得特别出类拔萃的，是英雄人物梁生宝的形象”，“在梁生宝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崭新的性格，一种完全建立在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土壤上面的共产主义性格正在生长和发展。”②这种批评观点也反映到当时权威文学史的论述：“《创业史》深刻地描写了农村合作化过程中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农村各个阶层人物的不同风貌，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塑造了一个高大丰满的梁生宝的形象。”③

　　不过，让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些如潮的评论出自《文艺报》的却很少。除1960年刊发了三篇有关《创业史》的文章后，《文艺报》几乎一直保持沉默。没有表现出像对《红旗谱》《在和平的日子里》那样给予极大的热情和关注，如召开作品研讨会、多次发表评论小辑等。倒是在1962年发表一篇读者来信指出《创业史》的两处硬伤：“作品的主人公梁生宝的年龄前后不一致”；“预备党员”代替“候补党员”称呼的历史时间不对。④这给人一些想象的空间，可惜手头没有确切的佐证材料。

　　然而，我们总能找到一些文学史上的罅隙。1960年，邵荃麟在一次编辑部会议上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①而这一洞若观火的言论史实被喻为文坛晴雨表、风向标的《文艺报》披露出来的时间是1964年。在此之前，严家炎认为《创业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②显然，这与当时评论界从梁生宝这一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上来肯定《创业史》成就完全不同。严的观点自然而然受到了包括柳青本人在内的极力反对，从而掀起了一股关于《创业史》讨论的热潮。

　　关于这一论争，《中国当代文学史》等教科书为我们做了条分缕析的梳理。洪子诚同时也为我们分析了论争的深层原因：“论争双方在文学创作要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要‘深刻’表现农村的斗争等要求上，并无分歧。分歧的是对艺术形象所作的美学评价，以及题材价值的不同认识。就后者而言，邵荃麟、严家炎等事实上是强调有着‘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物形象与表现‘历史真实’的联系。”③如果把这种论争放入当时的文学视野来考虑，我们清楚地发现，这里还涉及到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解放以后，解放区文学被认为是新中国文学的直接源头。“假如说‘五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文学革命，那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所引起的在文学事业上的变革，可以说是继‘五四’之后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①梁生宝有着以前的农民形象所不具有的社会主义特征，其从事的事业也是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梁三呢？旧农民的代表，“中间人物”，对党的事业不理解。柳青作为一位功力深厚的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捕捉到了梁三老汉作为“人”的文化特征和心理活动，因而与“五四”文学的人文精神不谋而合。思维敏锐、年轻气盛的严家炎或许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大力推举梁三的言论明显有与时不合的嫌疑。这种激活“五四”启蒙思想的冲动当然为建设新中国文化秩序的历史潮流所不容。其实，“在柳青的理解中，《创业史》并不是通过梁三老汉的选择表现出中国农民新的本质，《创业史》不是一部以故事为主体，通过情节与叙事来描述本质形成过程的‘成长小说’，而是一部通过主人公的性格来展示已经形成的阶级本质的带有强烈象征性的现代小说。”②由此不难看出，“在《创业史》这样的经典文本中，也存在着多种异质性话语的冲突，而围绕文本展开的批评话语之间的论争更明显地显示了这一点。”③在泛政治化的年代，在急于体现新制度的合理与合法性的时代，返回“五四”的冲动与续接延安文学的要求就这样在《创业史》的批评中纠结、缠绕在一起。严家炎最后的失语也在意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