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胡志明小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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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越南南方的抗战骨干大都随人民军部队北撤，但仍有1万人左右留下，由黎笋和范雄任正副书记的劳动党南部区委领导。据美国军援顾问团估计，他们有能力在南方进行相当广泛的游击战，有能力迅速壮大武装力量和政治组织，使西贡政权无法控制大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然而，根据劳动党中央的指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从事“和平的政治斗争”——公开的或秘密的宣传工作、群众团体工作和对敌方机构的渗透工作，目标是争取1956年全越选举的胜利。与此同时，若干小规模的武装队伍被保留下来，但奉命尽可能避免与西贡军队冲突，并将活动区域限制在偏远的金瓯半岛和越柬边界沼泽地区——同塔梅平原。

　　1955年8月，尽管吴庭艳已在大肆清剿和迫害前南方革命者，并且拒绝举行关于全越选举的筹备性协商，劳动党二届八中全会仍决定在南方继续现行路线，争取和平统一。翌年，全越选举未能举行，劳动党在南方的目标落空。美国有关部门纷纷预测，这很可能导致南方出现广泛的游击战争，甚至促使北越大规模“南侵”。然而，此种局势没有出现。

　　总之，温和与克制是当时劳动党南方政策的特征。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显示了维护南越“反共”国家的决心。在南方发动武装斗争可能导致美国的军事干涉，从而危及北方。苏联的态度对劳动党尤其不利。早在1956年春，苏共中央党刊就以比较隐晦的方式把南越当作合法的独立国家。1957年1月，正痴迷于同艾森豪威尔搞“缓和”的赫鲁晓夫公开建议北越和南越作为“两个独立的国家”同时加入联合国。据称，胡志明对“老大哥”的做法既惊讶、又愤怒，当然也无可奈何。

　　为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北方经济，为将来的对美对吴斗争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胡志明和劳动党中央确认北方的巩固和强大是党的头号任务，是最终实现祖国统一的首要条件，而这就“需要和平”。

　　为了做南方广大党员的工作，胡志明指示黎笋发表长篇文章《南方革命的道路》，强调南方革命暂时只能依靠和平手段进行。不过，吴庭艳的残暴统治使劳动党的主张在事实上难以实行。于是，和平的政治斗争几乎只能限于和平的“外交斗争”。自1957年7月起，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多次致函吴庭艳，建议举行北南会晤，讨论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及相互共同裁军。所有这些呼吁都未得到吴的理睬。

　　对越南来说，1959年和1960年是至关重要的转折年代。在这两年里，劳动党中央逐渐放弃了温和路线，转而大力支持和领导南方的武装斗争。人们所称的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或越南战争由此开始。

　　在劳动党中央内部推动这一转变的，主要是一些前南方抗战领导人（包括黎笋、阮志清、范雄和黎德寿）。南方的“白色恐怖”和革命力量遭受的严重破坏使他们有了新看法。1956年间黎笋在南部区委会议上表示，党在南方的政治斗争将来可能不得不由武装斗争来支持，现在必须开始为之作准备。有迹象显示胡志明可能已开始赞同黎笋等人的观点。1957年，他非正式地卸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让黎笋代理。

　　到1959年，随着南方局势的急剧恶化，劳动党中央终于对现行路线作了一些正式修改。是年1月，劳动党二届十五中全会召开。据20世纪70年代河内出版的党史称，“南方革命领导人”在会上强调，南方革命不能背离暴力革命的普遍规律。经过激烈的辩论，全会决定：政治斗争是主要的斗争方式，但它在“适当程度上”应由武装斗争来补充；在南方建立若干武装单位，用以保护党在那里的生存并辅以政治斗争。总之，中央委员会认可了已在南方兴起的武装斗争，同时又试图对其发展加以限制。

　　就在这次全会上，成立了北方人员和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后勤供应协会。同时，还成立了指挥与控制机构，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再统一委员会的一部分，后来这一机构成为有名的南越中央办公室。在内部大家都清楚这一指挥机构就是559战线（即长山通道部队，亦称559司令部）。在这个战线下，有3个以成立日期命名的“59大队”。他们通过海上、陆上和老挝等各种渠道专门负责后勤供应任务。最重要的是559大队（1959年5月建立的），它通过胡志明小道向南方运送物资；由海军少将陈文江领导的759大队（1959年7月成立）专门负责海上运输，这一大队后来成为海运司令部；接着成立了959大队，专门负责老挝北部巴特寮的运输指挥。越南官方历史是这样记述559战线情况的：“559成了基本的主要后方供给战线。它以最高的效率从北方和友好国家把物质、技术、人员运送到前线，把友好代表团送到战场。559成了主力部队到前线的跳板，它在我国的历史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