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衣“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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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安局特别分局曾在一份供内部使用的备忘录里解释，为什么1932年的报纸报道，尤其在报道任何不快事件时，人们经常会用“蓝衣社”一词。The Blue Shirt Society，p.1。邓元忠指责《纽约时报》上对这个名字的英语解释，他认为这种解释是从1936年11月12日的日本报纸上摘引来的。它把蓝衣社当作恐怖分子、法西斯及反日组织来称呼。邓还认为艾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亚洲战役》（Battle For Asia，1941）有问题，因为里面把蓝衣社描写成秘密特务组织。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7—18页。显然这个称呼早在1932—1933年就广泛地在媒介和官方文件里使用了。见Rissov，Le dragon enchané，p.151。1933年8月25日，特别分局认为，尽管无法指出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的名字，但有可靠的消息证明，“国民党内最接近蒋介石的部门组成了一个秘密组织，它以蓝衣社著称”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D—4685，26／8／33。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记得，在1933年，这个称呼在中国的校园里已是众所周知了。爱泼斯坦：1985年3月5日在北京的采访。。

　　这个团体的人没有使用正式的名字来称呼他们的组织，但以它在组织和行动方面与意大利“黑衫党”的相似之处来看，“蓝衣社”的名称便自然而然地被公众采用了，尽管国民党及其任何一位领导人都完全不承认它的存在。Memorandum on the Blue Shirt Society，pp.1—2．

　　1933年夏天，《中国论坛》（China Forum）杂志刊登一篇文章，指出蓝衣社敢死队的存在。为此，国民党公关负责人方治亲自来到上海保证说，“所谓的蓝衣党”并不存在，并指责该杂志的出版人海若德·易萨克（Harold Isaacs）是一个故意把公众引入歧途的激进分子。“No Blue Shirts，No List；It’s All Wrong,Says Fang”，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July 20，1933,n.p.，剪贴入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D-4685,26/8/33.三年以后，1936年5月，《亚洲杂志》发表了一篇维布·伯敦（Wilbur Burton）的题为《中国的秘密结义》的文章，说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红帮”和“青帮”的成员，并说这些帮会与蓝衣社都有密切关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于焌吉否认有蓝衣社这类组织的存在，并要求该刊收回这篇文章。《亚洲杂志》刊登了一封道歉信，以使其得以在中国重新发行。因为这篇文章使该刊在那里被查禁。“Asia Magazine Back in China”，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July 18，1936。

　　然而，根据上海警察大量来自于中国情报人员的报告（其中有些人至少是属于力行社卫星组织的成员），复兴社和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一些人经常把自己认作是蓝衣社的人。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情报员的看法在那时也可能受到公众流言的影响。他们声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致力于加强“蒋介石将军的独裁”，为此甚至不惜使用武力。Memorandum on the Blue Shirt Society，p.3；The Fascistor“Blue Shirt”Party in China，pp.1—2．他们认为：

　　“蓝衣社”成立于1931年，其目标是建立一种有效的“党的统治”。它得到蒋介石和他的一些最热诚的支持者们的赞助。这是一个秘密组织，它只在国民党内部运作。它的主要目标是制造“在普通军人中的强烈的国民党感情”。一旦达到这个目标，军阀们以及他们对军权的滥用便会被挫败。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D—4685，3／10／40．

　　根据秘密情报，将要掀起三个运动。第一，“建军运动”。其目的在于对全国的将领们进行监视，并通过在政治训练学院搞军事训练班来使中国的军队“法西斯化”。这个运动也许是对“国民军训运动”的呼应（在关于力行社的叙述里曾经提到过这个运动）。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第82页。这个运动应对“似乎预兆了后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巨型的群众活动”负责。1937年2月，6万人被动员起来在两个月里清除秦淮河。1937年8月，2万人被动员起来为抵抗日本人进攻南京而建筑一条长达107里的防线。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p.5。第二，“建党运动”。它致力于驱逐竞争集团，恢复蒋的全面总统权力；同时“为确保该组织的法西斯运动”而把蓝衣社成员送往各级地方党支部。第三，“建财运动”。它将平分土地，为国有企业集资，并“向法西斯运动提供物质援助”。Blue ShirtsFascist Movement in China，p.2。另外有一个关于蓝衣社项目的说法强调：一、在共产党活跃的省份里，除了建立群众组织外，还要有一个安全系统和情报网；二、为了动摇军阀的权威，尽量向其军队进行渗透，并散布宣传；三、为了蒋介石政府而努力稳定中国北方省份。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58、p.64。并见徐有威：《关于“蓝衣社”的几点辨析》，第71页。

　　最后这个“建财运动”也许就是力行社所谓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它遵循孙中山的民生原则，致力于创造一个土地拥有者和开发者的国家。在明确的“自力更生”的精神下，力行社力图重新分配土地，支援农田耕作和生产，并积极鼓励农业生产和出口。这个经济发展计划在Chang，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pp.68—81中得到周密的分析。这个计划本应以黄埔校友会会员费为基金来执行。校友会的成员每人应当向该会缴付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二十。1932年夏天，蒋介石下令校友会团体从它的经费里拨出35万元，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南昌行营财务部的65万，用这些钱来为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西四省建立一个农民银行。根据计划，土地从“土匪”那里夺回以后，该银行应向回来耕作的农民提供贷款。贷款金额非常有限：犁具、割草机、马匹等的贷款为3-10元，没有利息，贷款可分期偿还。1933年春蒋介石为此又增加了资金，使总数达到400万。蒋介石从奉化的一个学校的集资款里拨出100万元。河南和湖北财政厅厅长李基鸿捐献了100万，中国商业航运公司的总经理郭外峰也捐献了100万元。凭着这笔资金再加上财政部的批准，一个国家农民银行成立了，它向信用社提供低息贷款。陈果夫被任命为董事长。它的董事包括李基鸿、郭外峰、萧赞育和刘咏尧。

　　不过，对公众来说，中国农民银行与“蓝衣社”之间是毫无联系的。后者的思想原则从该团体的三大“理论家”——贺衷寒、邓文仪和刘健群——的演说和文字中得到阐明。Two Sources of AntiJapanism，p.29．他们反复强调的宗旨是，为了赶走外国侵略者，中国人民首先应当团结起来，通过消灭共产党来强化国家。等到这个歼灭任务完成后，在农村会有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振兴，从而向中国人民提供所需要的资金来建立自己的军队，使之能够集中“民族精神”于惟一的领导和政党上，而后者将指挥人民打击外来侵略者。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0页。

　　在这些文字中隐约可见一个政治纲领，但一个前省级领导人后来模糊地记得它的大致内容：绝对支持蒋介石领导，实行中央政府集权，收复失地，捍卫国家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平均地权，发展农业，实行经济控制，发展国家资本，加强国防；实行征兵制，严格训练和发展国家军队；在政府中清除官僚腐败，普及教育，彻底消灭共产党，给国家带来和平与社会秩序。在所有这些当中，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个最被强调的要点：全面支持蒋介石和彻底消灭共产党。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