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之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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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也许曾经考虑过文强的建议，但不仅在预计的重庆会议召开之前他来不及去美国戴笠的确向第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提起赴美的可能性。同上。，而且他急于回上海，看看情人胡蝶的离婚证书是否已经报到法院，好跟这位影星结婚。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8页。他还打算从上海飞到重庆，解除李士珍对中央警察学校的职权，并准备主持4月1日的首次战后军统成立纪念仪式。3月16日，戴笠携222号专机的机组人员从北平飞往天津，在那里过夜。原来的飞行员被从该机上撤换掉了。赵新：《戴笠摔死前后》，第274-279页。但次日天气恶化。戴笠不理会飞行员的担心，坚持让他们在青岛加足了燃料向上海飞去。军统上海站那时的办公处设在杜月笙的弟子们建立起来的一座高大的“新艺术”馆里，现在是一家豪华的餐厅。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55页。这座房子位于当时的杜美路上。关于这个办公处的细节，包括毛森对荣德生的绑架材料和肃奸，见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6-248页，第250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70页。如果气候险恶的话，他们就在南京降落，假如南京也不行，就直飞重庆。除了戴笠和机组人员之外，飞机上的其他八位人员是：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朱元亨：《戴笠坐机失事纪实》，第249页。，总参谋学校毕业生、军统局专员金玉波，香港大学文学士、英文翻译马佩衡，三名保镖，一名密码员，还有戴笠的朋友黄顺柏。222专机于1946年3月17日上午11∶45分从青岛起飞。同上；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8页；Pan Ling，Old Shanghai，p.95。

　　当他们在空中飞行时，没有雷达的飞行员获悉上海机场正值暴雨如注。于是他转飞南京，但是那里也是滂沱大雨，雷电交加。空军派出了4架飞机导航，但云层太低，他们无法与222号专机取得联系。飞行员向地面发出了两次信号：第一次，222号专机准备返回；第二次：仍拟在南京降落。13∶13分，该机发出信号说，他们正在降落。接着联络中断了。据黄康永说，联络于12：30分中断。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8页。

　　岱山村坐落于南京西南方向、距板桥镇约20里的江阴市马鞍山之中。3月17日下午，雷雨刚过后的天空显得格外阴沉压抑，乌云弥漫在草木覆盖的丘陵之上。午饭后不久岱山的村民们听见低得罕见的飞机引擎声响盘旋在布满了三丈高的树梢的地面上。不久，附近的居民就看见一架飞机撞在一棵树上，然后随着惯性又冲了200来米后便撞在一个山顶上，一声爆炸巨响后便是万丈火焰。朱元亨：《戴笠坐机失事纪实》，第249页；王直：《戴笠之死与江宁两山》，第54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8页；“News of the Week”，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01.5：103（30 March，1946）。为节省汽油，戴笠的飞行员显然是超低空飞行。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3），载《中报》，1989年7月25日。

　　显然岱山的村民无法立刻向南京报告这一事故。然而当局已经估计到情况不妙。天气刚好转，航空委员会、中国航空和美国海军一起协同进行搜寻。当地时间 20∶00，美国飞机发现了222号专机的残骸。潘凌（音）声称，搜寻在雨中进行了3天之后才找到了8具尸体。我认为这在时间上和尸体的数量上都不准确。包括机组人员，尸体一共有13具。Pan Ling，Old Shanghai，p.196。后来于当天晚上赶到岱山的军统人员，很容易就发现了马鞍山一带的飞机残骸，但无一人存活下来。朱元亨：《戴笠坐机失事纪实》，第249页。

　　关于飞机失事的消息被压了五天。直到3月22日，军统的参谋长李崇诗有机会调查失事地点，戴笠的死讯才得以公布。《大公报》尤其谨慎地避免早下定论：

　　就本月十七日从青岛起飞的军用飞机在南京附近被发现坠毁一事，国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参谋长李崇诗，昨天（三月二十一日）从上海到达此地（南京）调查这架失事飞机的情况。据悉戴笠将军也在那架飞机上。因此，所有部门都对他的安全表示了极度关切，但他的下落有关部门尚未确定。英译《大公报》，25/3/46，摘入U.S.Consulate General，Chinese Press Review，3／16／46-9／27／46.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30-1939.Government Documents Library，Microfilm 31217。并见：U.S.Information Service，Chinese Press Review，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Shanghai，China，March 25，1946，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