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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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上海闸北公园有一座墓地，似乎久被人遗忘，显得异常地落寞和孤寂。半拱形状的墓丘前有一墓主的大理石坐像，底座正面刻“渔父”两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迹。背面刻着于右任所书的一段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渔父者，宋教仁。于右任，宋之好友。于文之惨烈沉痛，情出宋之凶死。宋之死，则断送了民国和平。谁杀了宋教仁，谁扼杀了新民国，似乎答案在众多史籍书刊中也不乏解说，但是，遗憾地说，宋案至今仍是一个谜，于先生“期之良史”似仍无期。

　　宋教仁刺杀案是现代中国最具影响的一个历史事件。宋教仁是中华一位杰出的人物，直到现在仍不时有文章纪念和怀念他。他本是个出名的革命家，是推翻前清封建王朝的革命党的领袖人物，但宋先生最大特点，是在革命即破坏旧世界的同时，就高度重视对未来新社会的建设。他留日六年间，不仅从事革命活动，在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都用心研究法制和政治经济学。在革命运动中，他起草的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的文件，有厚厚的三大本。武昌起义后，由他起草的《鄂州约法》相当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他被誉为中国宪政之父。辛亥革命后，他很快就积极投身共和国制度建设、宪政实践。他筹组了国民党，当选为理事长，成为最受瞩目的政治家。另外，他热心南北调和，主张和平民主道路。这样一个受尊敬和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家，突然遭到暗杀，颇似于甘地，伟大的非暴力抵抗圣雄，偏偏死于暴力。所以宋的死在当时社会上掀起巨大震动，甚至报上有这样形容：举国惶惶，挥泪如雨，报纸记载，笔为之秃，墨为之涸。人们既痛惜宋融贯东西学理，调和南北党争，这样的才干不再有，也伤感他毙命仅三十二岁的华龄。更有远见者，断言：宋教仁去，真共和随去，国事不可问矣。后事果然不可问，以宋教仁案为导火索，接着发生了“二次革命”，它开辟现代武装政治先河，阻断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继之国家分裂，南北成立两个政府，军阀混战，数不清的各种名目的革命，几十年不休。

　　对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我们读到的历史确是惊人地片面和模糊，多为不负责任的歪曲和武断的结论。不管是正史还是教科书，甚至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杀宋背后的指使人是袁世凯，这案子似乎成了钦定铁案，袁是主凶的推测成了金科玉律一般的铁定史实。但是如果仔细考察相关史料，证据明显不足，斩钉截铁的指认，竟主要依靠推测和认定袁是个坏人这一前提，似乎袁世凯称帝复辟，干一切坏事都天经地义。从宋案来看，该案政治背景错综复杂，惊险离奇，一案套一案，连环凶杀，每一个环节和细节都没有可靠地破解，就简单地一股脑推在袁世凯头上，我们很少见过这样不负责任的历史，这样自以为是的自圆其说。不错，杀宋的后台，袁世凯有一定嫌疑，但并不能排除宋案还另有其他嫌疑人，也不排除没有别的后台背景。本来这是当时警务和法庭应该完成的职责，许多情况需要嫌疑人亲自解释，许多疑团待法庭调查清楚，但缺少司法独立的中国不可能完成如此重任，宋案不仅没有得到过公正地法律审判的机会，反而成为法律丧失、暴力加剧的推动器，这给了好把历史打扮成小女孩的伪装大师们以机会，将严肃的历史描绘成一部狼外婆和天真儿童为主角的童话。

　　一 宋教仁之死

　　关于宋教仁被刺杀的经过，当时报刊记述颇详，各种书籍转述大体相同，没必要重复撰写，所记与事实没有太多出入，关键在于如何评价。下面我们把丁中江先生的《北洋军阀史话》中第四十七章“宋教仁被刺”转引如下，书的一些评论略有删节，算是将背景做个交代。

　　宋教仁被刺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自上海动身赴北京。这时全国各省正式的参众两院议员已选出，纷纷北上，宋以国民党代理党魁身份，选举后变成了国会中多数党的领袖，如果按照形势，他必然成为责任内阁的阁揆。

　　宋教仁搭火车赴北京，他和送行的人们于3月20日晚10时许抵达沪宁车站，这时车站上已有专为议员使用的接待室，他们就在接待室中休息。10点40分吴仲华来告，请宋上车，吴仲华先行，依次是拓鲁生、黄兴、陈劲宣、宋教仁、廖仲恺等，鱼贯而行。走至车站入口的检票处，宋刚伸手去取收票员检过的车票，突然一声枪响，宋就用手摸着他的腰，大叫说：“我中枪了，有刺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汉子，从人群中不顾一切地窜逃。

　　在枪响前，另有一批送行的人是于右任等，还在议员接待室中谈话，转过头来不见了宋、黄等人，乃匆匆赶出来，拟入月台，正行进间就听到了枪声，乃跑步至入口处，恰巧遇到宋中了枪，一手摸着右腰，一手扶着黄兴。于右任这时非常镇定地说：“现在一方面要追捕凶手，一方面赶快送入医院，我去找车子。”他乃跑到车站外的停车场，找到了一辆汽车，把宋扶上汽车。一方面令留下的送行人赶快报警追凶，这边则令司机开快车送至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宋这时神志还很清楚，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奉托：（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的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

　　黄兴、于右任等把宋教仁送至铁路医院，就要求医院医师会诊急救，院方乃请格尔本医师和比林哈斯医生共同诊视，认为伤势很重，必须开刀才能有望。为了争取时间，遂在12时30分送入手术室开刀，用钳子从小腹取出子弹，发现子弹有毒。虽然流血不多，可是他却十分痛苦，呻吟辗转，凄苦之情，惨不忍睹。午夜2时，院方再集外科医生五人第二次开刀，把肠缝补涤洗，取出食物及污血，然后合口。宋几度昏厥，不过神智还算清楚，反复地说：“我为了调和南北，费尽苦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宋在病榻上曾托黄兴代拟一电，向袁世凯报告遇刺经过：

　　北京袁大总统鉴：

　　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10时45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宋教仁 哿

　　3月22日清晨，宋病势恶化，双手发冷，目睛仰翻，嘴里说：“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延至早上4点钟，他已不能言语，只以黯淡的眼睛环顾四周，做依依不舍状。黄兴、于右任、陈其美、范鹤仙等均围侍病榻旁。黄在宋耳旁大声地说：“遁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宋用力睁开眼睛，眼中泛起了泪珠，慢慢慢慢地断了气。黄兴、于右任等伏尸恸哭。陈其美捶胸跌足说：“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

　　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卓越的政论家，一代英豪，就这样与世长辞，他这时只有三十二岁，高才英年，如日中天，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这样不明不白地遭了暗杀。他的伟大在于他临到死亡关头还没有抛弃要感化袁世凯的伟大幻想，他希望袁能为他的临死赠言所感动，能够化伪为诚，化私为公，化蹂躏民权为保障民权，化弁髦法律为尊重法律。

　　宋教仁断气是在3月22日凌晨4时，于23日午后3时大殓，陈其美亲自替亡友去买棺材，花了二百银元，同时请了相馆的人来给宋遗体拍照。拍照时黄兴主张让宋衣冠整齐，以符生平的光明正大，范鹤仙则认为宋氏遭此惨祸，不可不留一历史性的照片，必须把赤身伤痕也摄出来，于是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摄赤身的，一张摄正冠礼服。宋被刺殉难后，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布通告说：“本党代理理事长宋先生之丧，各党员缠黑纱志哀。”

　　孙中山前于2月21日赴日本考察铁路政策，正在长崎，听到宋教仁被刺身死，极为悲悼，即由长崎致电北京国民党本部和上海国民党交通部，令党人合力查出宋氏被刺的真实原委，以谋昭雪。

　　北京方面听到宋氏被刺，也极感震动，尤以国民党总部丧失了实际的领导人，既哀悼又激愤，纷纷去电上海询问真相。黄兴乃于22日致电北京《民主报》主持人仇蕴存，说明宋氏被刺遇难经过，请刊诸报端，宣示中外，电文如下：

　　北京《民主报》仇蕴存兄：

　　迭接都中诸友来电殷殷垂问宋遁初先生受伤情形，刻值治丧忙迫，未及一一拟答，殊深歉疚。特详述于下，请登诸报端，以慰哀感。遁兄于廿夜十时四十五分由沪赴京，在车站被奸人由背后施枪，弹由右脊腰上部掠肾脏穿大肠直透下腹皮停止，当即送入附近铁道医院医治。此时遁兄伤虽重而精神如常，然自知必死，即口授致大总统电文，并述对将来之政见，一一告别同志，绝不提及家事，唯云老母年高，不可使知变状。十二时卅分即将子弹取出，廿一日午后二时，复集医士五人剖治，又将肠伤缝补涤尽，遗出食物及污血，仍合其口，此后神人不谅，死不瞑目矣，竟尔绝命。呜呼！当此国势飘摇之际，而有如此奸徒，不顾大局，戕贼人道，行此暗杀手段，痛何如之，诸君当亦同声一哭也。凶徒正在密探，尚未缉获，谨此讣闻。

　　宋教仁遇刺殉难，使已经是风雨欲来的时局，变成了大雷暴雨，也是刚满十五个月的中华民国一件最耸人听闻、触目惊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