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列宁格勒案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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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即所谓“秘密报告”）中说道：“所谓‘列宁格勒案件’……是一起假案。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昂诺夫、波普科夫等同志均系无辜遇害。”

　　那么，“列宁格勒案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来看看两位遇害者的情况吧。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年轻有为，学识渊博，系科学院院士，颇得斯大林的赏识，屡屡被委以重任。他长期主持苏联国家计委工作，是卫国战争期间经济上的真正统帅。1947年沃兹涅先斯基升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至1949年，他已成为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的第一副手。1947年沃兹涅先斯基所著《 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战时经济 》一书荣膺斯大林奖金一等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长期担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职务，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立下汗马功劳，深得斯大林的信任。1946年，斯大林将他调至莫斯科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使之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责成他监管贝利亚手下的两个部——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

　　1949年2月15日，政治局通过《 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阿·亚·库兹涅佐夫同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米·伊·罗季昂诺夫同志、彼·谢·波普科夫同志反党行为的决定 》，矛头直指列宁格勒领导人。此前，库兹涅佐夫已被解除中央书记的职务。该项决定可说是“列宁格勒案件”开始的信号。

　　炮制“列宁格勒案件”表面上的理由，是列宁格勒领导人的两起错误：一是1949年1月未经苏联部长会议批准即在列宁格勒举行全俄批发交易会；二是市党组织代表会议期间在选举计票结果上弄虚作假，即计票委员会主任在有个别人投反对票的情况下仍宣布全票通过。除列宁格勒市委和州委第一书记波普科夫之外，早已不在列宁格勒工作的库兹涅佐夫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过去的列宁格勒人罗季昂诺夫也被宣布对此事承担责任。指控的要点是说这些领导人蛊惑人心地讨好列宁格勒党组织，企图在联共(布)中央和列宁格勒党组织之间制造隔阂。最可怕的是该决定说当初季诺维也夫搞“反党活动”的方式与现任列宁格勒领导人如出一辙。决定也提到沃兹涅先斯基的名字，对他的指控是：波普科夫曾建议请他来充当列宁格勒的保护人，他虽未接受建议，但并未将此事及时向中央汇报。这样一来，“列宁格勒案件”的几个主要当事人全都点到了。

　　在战后清洗的历史上，“列宁格勒案件”占有特殊的地位，一是在该案件的罹难者中，有战后党内精英，即新一代精英的著名代表人物——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二是清洗不仅局限于党内精英，其打击面甚大，触及整个列宁格勒党组织以及曾经与列宁格勒有关的人；三是判处相当严厉，甚至包括处以极刑；四是持续时间最长(直至斯大林去世后才停止)，涉及的地域最广，已经远远超出了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的范围。

　　“列宁格勒案件”在政治局决定公布后，仿佛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在中央(针对高级官员)和在地方(针对列宁格勒党机关、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案件的连接环节便是所谓列宁格勒领导人及其莫斯科庇护人之间的“集团关系”。受斯大林委派前往列宁格勒的马林科夫，在2月21~22日举行的列宁格勒市委和列宁格勒州委联席全会上首次提出所谓“反党集团”的指控，这就使得整个案件的性质变得严重起来，也使该市领导人和整个党组织面临更为严重的后果，全会决定解除波普科夫的职务，由安德里阿诺夫担任列宁格勒市委和州委的第一书记。但这只不过是个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