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纲领"出台的时代背景（1）

字体 [大 中 小]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７日，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８０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工人党都派出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各国外交使节、世界各大通讯社和各大报纸的记者也在邀请之列（这在苏共代表大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可谓盛极一时。在会议上，赫鲁晓夫赫鲁晓夫（１８９４－１９７１）。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６４年任苏共第一书记；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４年任部长会议主席；１９６４年被解职。

　　代表苏共中央作了《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的报告（以下称"新纲领"或"新党纲"），对这个"新纲领"，赫鲁晓夫称之为"现时代的共产党宣言"。他宣称，苏联已经没有阶级冲突，已经成为"全民民主国家"，接下来的任务是：苏联要在２０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谁要想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那我们可以自豪地对他说：请读读我们党的新纲领吧。"（见《苏联和未来》，以下引文除另注，均出自此书）赫鲁晓夫把这个"新纲领"与《共产党宣言》相提并论，除了想沾马克思恩格斯的光，为自己的政绩吹牛皮，还别有用意，他是想向西方表明，"世界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兄弟们亲密无间，"团结得像磐石一般"。其实在这个时候，共产主义阵营已经严重分裂，中苏关系更是紧张冲突。就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公开谴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与会者都知道，这是在向毛泽东和北京的"兄弟党"发冷箭。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反击："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为了表示不满，周恩来未等会议结束就提前回了北京。接下来，"代表大会的后半场戏就变成各国共产党发言者决定他们站在哪一边毛泽东、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由左至右）的演出了。其中，大多数党都支持莫斯科"。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苏中两党的分歧日趋严重，论战一触即发。早在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政策等问题上就开始出现分歧。１９６０年４月，中共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正式提出批判"修正主义"。从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９６３年３月８日，中共中央先后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七篇文章，回答苏共及其兄弟党的攻击。１９６３年３月３０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涉及一系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问题和中苏两党的分歧，建议双方"停止非同志式的论战"，举行会谈，"寻求巩固兄弟党友谊的途径"。６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阐明中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立场和观点，认为苏共的来信"完全颠倒了是非"。７月１４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指责中共对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以来的决议和苏共的"新纲领"进行"诽谤性的攻击"，中共的行动是"不友好"的，"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至此，中苏两党冲突激化，已不可调和。为了反驳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共中央从１９６３年９月６日至１９６４《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九评"），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３月出版。年７月１４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发表九篇评论文章（１９６５年３月，人民出版社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为书名结集出版，此即著名的"九评"），论题的内容相当广泛，如中苏两党的分歧、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否社会主义国家、新殖民主义、战争与和平问题、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是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分裂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及假共产主义等，涉及当时的国际形势、世界革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并对赫鲁晓夫政府的"新纲领"提出质疑，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大论战一直持续到１９６５年底，两党两国关系彻底破裂。"九评"作为"战斗檄文"，其文风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判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

　　苏共领导人吹嘘，"新纲领"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层希望通过这个新纲领，消除斯大林主义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负面形象，营造一种新的政治气氛，指明今后（至少二十年内）苏联要走的道路和前进的方向。"新纲领"对未来作了很多许诺和憧憬，但最重要的一点并没有忘记告诉人民，决定每个人的政治意向和物质需要的仍是党和国家，而不是每个人自己。因此，为了保证"新纲领"的切实执行，苏联党的统治要继续存在下去；它要求苏联人民认识并接受这种现实，不要幻想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方面，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政府承诺将赐给人民丰富的物质利益，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赫鲁晓夫承认斯大林主义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承认人民中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承认苏联在本质上是一个集权政体，但又画地为牢，承认现实而不彻底改变现实：既要批判斯大林主义，又不能矫枉过正，只能在"新纲领"的约束下亦步亦趋。这种"跛脚鸭"式的改革固然行之不远，但起码允许"修正"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