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求职 外交官梦想破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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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头丧气返香港了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查良镛毅然抛妻离职，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门"。他兴冲冲地找到乔冠华。谁知结果是垂头丧气地南回香港。尽管查良镛给一纸"勒令退学"断了外交系毕业后再做外交官的可能，可他仍心存梦想，再入东吴法学院进修国际法；尽管进了报馆做的是他有兴趣做的工作……但这一切都未能剪断他的"外交官情结"；找机会做个外交官仍是他心中最大的抱负。

　　就在查良镛做电讯翻译和编国际新闻版的同时，他也念念不忘地经常在报上发表有关外交及国际法方面的文章。

　　1949年11月9日，也就是新中国正式成立一个多月后，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4000余人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政权领导。

　　11月，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称"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家所有，严禁冒领及私自承购"。而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曾派员到港，打算处理上述那些资产。

　　国共双方因此发生争辩。就在国共双方就此问题争持不下的时候，查良镛根据他以前学过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长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于11月15日和18日分两天在《大公报》发表，阐明中央人民政府拥有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

　　这是查良镛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国际法论文。自此，他写的这方面文章就时常出现在《大公报》上。由于查良镛在这方面十分用心，因而文章写得颇有见地。

　　尽管未在香港获得什么反响，却不期然在日本东京得了一个知音。这知音名叫梅汝璈，乃中国国际法的权威人士。梅汝璈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与英国、法国、苏联等盟国的法官在东京审讯二次大战的日本战犯，并参与判处战犯东条英机死刑的审讯，所以颇有声望。

　　梅汝璈是在东京读到查良镛的文章的，发现很有见地，便格外留意起来，并记住了查良镛的名字。

　　一次，路过香港，特地约了查良镛见面倾谈。

　　当看到前来的查良镛竟是一年轻后生，此后又读了查良镛的几篇用英文写的国际法论文，梅汝璈更加欢喜，暗自庆幸自己发现了一个可堪造就的人才。梅汝璈是国民党员，但鉴于他的声望，大陆解放后，中国外交部仍邀请他为顾问。

　　梅汝璈在盛情之下离开东京，赶到北京。还在路上，梅汝璈就想到：刚成立的外交部急需人才，而他印象深刻的查良镛再合适不过。

　　一到北京，梅汝璈便急急给查良镛发了电报，说自己身边没有好助手，希望查良镛能到北京协助他工作。收到电报，查良镛十分高兴。这不正是自己苦苦追求、殷殷期盼的吗？终于可以一圆"外交官之梦"了！天赐良机，怎可错过？！查良镛即刻作出决定：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