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维德：游吟诗人的爱情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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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世纪时代，名望仅次于维吉尔的是奥维德。实际上，人们怀疑，在更为世俗化的人看来，他时常是名列第一。他在12世纪似乎已经是第一，因为紧随加洛林 "维吉尔时代"的12世纪是"奥维德时代" 。任何人，只要他仍然认为拉丁古典著作对中世纪时代的人们是一本封存的图书，认为他们只关心来世而对现实世界的欢乐和文学艺术之美毫无欣赏，就都该深思奥维德的知名度而增长智慧。苏尔莫纳(Sulmona)的这位诗人一直风行到薄加丘、乔叟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作家所在的时代。

　　人们常常通过寓言方式来指明一种道德--奥维德就给博韦的文森特(Vincent of Beauvais)提供了《道德之花》(Flores Morales)这一丰厚的收获--但是一般而言，这肯定是一种理性的努力，以便为人们出于其它原因而读书寻找正当的理由。奥维德的所有作品都有人读，尤其是《变形记》(Metamorphoses)、《爱的艺术》和《爱的补救》(Remedies of Love)。最后一本书被普遍认为是道德论著，有人甚至力图找出《变形记》中隐藏的真理，但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这本"诗人的圣经" 、"古代的金色传奇故事"似乎成了诗歌艺术和欢乐的源泉，成了他们了解古典神话的主要媒介。

　　奥维德的著作在12世纪的广为流传是古典著作复兴最确切的迹象之一。他的诗为后世之人所抄写，即使是严谨的克吕尼派也不例外；它们被哥利亚蒂派引用和大量模仿，该派一首韵律诗就取名为"哥利的变形"(Metamorphosis Gorle)；它们为修辞学和散文艺术大师提供了大量题材，并被多次引用到阿贝拉尔和爱露伊丝(Heloise)这对永恒的恋人身上。坎特伯雷的修士们在他们的通信中引用奥维德的作品，《爱的艺术》亦即《没有爱的爱的艺术》(Art d'aimer sans amour)为了修女的利益(for the benefit of nuns)而被寓言化。此外，奥维德的作品还对方言诗人产生了影响，对法国南部、意大利北部游吟诗人和德国游吟诗人的影响尤其明显，这位爱情写手(Amorigraphus)被他们尊为有关爱的题材的最高权威。

　　模仿奥维德风格、描写皮拉姆斯和提斯柏的诗篇风行整个普罗旺斯诗歌界，[109]我们至今仍可以在巴塞尔(Basel)大教堂当年的一个柱头上饱经风霜的石头上见到这些诗篇；邦孔帕涅奥(Boncompagno)的《爱之轮》从《爱的艺术》(Rota Veneris)获得了灵感，并且借助克雷蒂安·德·特鲁瓦的译本在方言文学中广泛流传，特鲁瓦还翻译了《爱的补救》。甚至更严格的派别也创作了自己的奥维德风格的作品。该世纪末的一位作者，很可能是圣奥尔本修士、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修道院长亚历山大·内卡姆说："让学生听纳索(Naso)的挽歌，奥维德的《变形记》，但尤其是要让他熟读《爱的补救》(De remedio Amoris)。"然而，在权威人士看来，爱情诗和讽刺作品应该远离年轻人似乎是对的。他们被告知：

　　弓身采摘鲜花和草莓的年轻人，

　　小心呀！那绿色中盘着一条冷酷的毒蛇。

　　还有人认为，"他们不该读《盛宴》这本书" ，这无疑是因为它的异教性质。

　　内卡姆的一段文字就是以对讽刺作家的这类怀疑作为结尾，在这段文字中，内卡姆告诫他的学生，在读贺拉斯的作品时要"在内心深处紧守尤维纳尔(Juvenal)的道德戒律，彻底避开贺拉斯的本性" 。如果没有道德和辩证法，中世纪就一无是处。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经常引用这些诗人和佩尔修斯的作品，称他们都是伦理学家(ethici)，贺拉斯的许多隽言警句因为充满世俗智慧而受到高度评价。看起来，贺拉斯的《讽刺诗》(Satires)和《书信集》(Epistles)比《颂歌》(Odes)和《抒情诗》(Epodes)得到的评价要高得多，引用也要频繁得多，但是我们很是怀疑，从某些讽刺作品中到底引申出了多少道德启示。

　　泰艮西的梅特鲁斯(Metellus of Tegernsee)在纪念圣奎利努斯(Quirinus)的多首诗篇中模仿了《颂歌》。即便如此，名声鼎盛时期的贺拉斯也不具备他在现代享有的那种知名度，尽管尤维纳尔和佩尔修斯不顾他们自己的道德戒律已是风行一时还追随他。另一方面，卢坎和斯塔提乌斯(Statius)在中世纪很受欢迎；根据但丁的读者们回忆，他们不仅为老百姓提供关于恺撒和底比斯传说的大量知识，而且为收藏家和抄写员提供了成堆的引文和节录。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心目中最具学识的诗人(Poeta Doctissimus)卢坎，实际上不但被认为是一位诗人，而且还是一位历史学家，正如他自己实际上声称的那样；卢坎对12世纪的历史著作家有着重要影响，他的作品不仅影响了后者的散文风格，而且还成了他们史诗创作的范本，像斯特拉斯堡人冈瑟(Gunther)的《利戈里努斯》就是模仿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