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1793-1901:中西文明交锋下的乌合之众》

——透析“大变局”时代的芸芸众生

导语:1793年英国使者马嘎尔尼来华,这一事件标志着封闭天朝与西方世界的相交与碰撞。生于这种大变革、大融合、大冲突下的中国人,从龚自珍到林则徐,从严复到叶名琛,从张荫桓到王韬,从容闳到端方,从郭嵩焘到义和团,尽管身分地位各异,都是东西方文明角力之际催生的杂种。在千古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他们或拯救,或绝望,或逍遥,或愤怒,最终都无法挽回社会集体腐败的帝国滑向深渊的车轮……【网友评论】 【阅读全书

天朝与西方

英国第一位汉学家眼里的天朝

   虽然鸦片战争的硝烟还要等上半个多世纪,天朝还要继续沉浸在盛世的虚假繁荣中,但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已然昭示,日益崛起的夷人在通过外交手段得不到市场 和更为开放的政策时,随着势力与欲望的增加,战争只是时间问题。

  尽管我努力克制这种神奇而又令我沮丧--可能也令所有中国人沮丧--的联想,但思维总会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一千多年前那则着名的寓言:黔之驴。在这场现实版的驴与虎的博 弈中,中国充当了那头愚蠢的庞然大物,而人口与历史均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的英国,则充当了狡黠而又隐忍的老虎。在从“慭慭然,莫相知”到“大骇甚恐”,到“稍近益狎” ,再到因断定“技止此耳”而“断其喉,尽其肉”的不断深入中,最初把驴子视为神的老虎,终于获得了饱餐的机会。

  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接触,始于明清之际。西方对中国最早的了解,来自传教士、冒险家和商人们的转述。在这些夸张的东方传说中,西方最早的中国形象近似于哈哈镜中的 反射:通过这面神奇的镜子,东方的没落与专制缩小了,光辉与仁厚放大了。这个盛产瓷器、茶叶和丝绸的广大国度,得天独厚地沐浴着圣人的教化。伏尔泰为此断言:从道德层 面上,西方应该毫不犹豫地向中国学习。莱布尼茨则说:“这是一个神奇的帝国,由一个欧洲人应该羡慕的开明君主极好地统治着。”

  伏尔泰和莱布尼茨都没见过的这个开明君主,就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四任皇帝:乾隆。但是,当东西方真正近距离接触后,雾里看花般的美好想象顿时被残酷的现实之手撕 得粉碎。而东方中国的真相之幕,则由一个毕生与中国打交道的英国绅士揭开。

 1793年9月14日,当这个英国绅士还是个十二岁的孩子,他在位于北京一百多英里外的热河行宫,见到了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那是一个秋意深浓的早晨,这个英国孩子在一 群中国官员的带领下,在黑暗中行走了四公里后,走进了灯火通明的行宫。这是一顶黄色的大帐篷,周围如众星拱月般拥挤着无数小帐篷。英国孩子进入帐篷时,看到一个精神矍 烁,看上去只有六十多岁的老人端坐在龙椅上。按照此前双方经过多次艰难磋商才达成的协议,一个英国绅士向乾隆单腿下跪行礼。礼毕,英国绅士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呈给 了乾隆。之后,这个孩子随同他的父亲也跟着上前行礼。当乾隆听说这个满头卷发的小洋人居然会说汉语,兴致勃勃地要小洋人说几句。于是,小洋人就用一年来在前往中国途中 学会的汉语向乾隆表达了祝福和感谢。这个小洋人,就是后来成为英国第一位汉学家的乔治·托马斯·斯当东,那位率先向乾隆行礼的英国绅士,就是着名的马戛尔尼。

  接见之后的日子,作为英王特使的马戛尔尼以为他的外交使命才刚刚开始。当他正准备就若干重要事务和天朝官员商讨时,天朝却一再暗示:你的朝贡任务已经完成,现在该 返回你们的国家了。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尽管聪慧过人,但想必不一定会对东西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有很深刻的理解。多年以后,当他长大成人,才会明白这场后来被史学家们称为“聋子 之间的对话”的失败外交会对地球东西端的两个大国产生多么久远的影响。 [阅读全书]

腐败触目惊心

  在张集馨笔下,道咸时代中国的官场、军队和民众,都显现出几乎不可救药的病变。诸种病变的摧枯拉朽,已使这个国家病入膏肓。即便是最不敏感、最缺乏判断力 的人,也能从张集馨的所见、所闻、所历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国家行将就木。

  法国大革命前夕,尽管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但以国王为首的特权阶级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幸福生活。在一次由国王举行的晚宴上,一个贵族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口吻说:“ 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显然,在距离法国万里之遥的大清国,张集馨不可能知道这个法国贵族近乎预言的感叹。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道光、咸丰年间的高级官员,张集 馨通过他的自订年谱展示的他所见证的晚清危局,同样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和大革命前夜的法国一样,道咸年间的中国,也是一个火山口上的国家。这个貌似强大,时时以天朝大 国自居的帝国,它赖以安身的,是一座暂时还没有喷发的活火山。虽然谁也说不清这座火山到底什么时候喷发,但是谁都可以肯定的是,这座火山一定会喷发,而端坐于火山口的 社会精英们,必将成为火山吞噬的首选目标。

  张集馨,字椒云,江苏仪征人,三十岁中进士。从翰林院编修外放后,先后任过山西朔平府知府、福建汀漳龙道、陕西督粮道、四川按察使、贵州布政使、甘肃布政使、河南 按察使、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福建布政使、江西布政使、陕西按察使、署理陕西巡抚等职。从张集馨的履历可知,他在十多个省做过高级官员,其中主要是管理司法和监察 的按察使(略相当于今天分管政法和监察的副省长),以及管理民政和财政的布政使(略相当于今天的常务副省长)。作为地方大员,张集馨比大多数同代人更深层地接触和了解 官场的显规则与潜规则,而且,他是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京官,通过自身的努力一步步升迁为地方大员的,这使得他见证了当时整个官场的原生态面貌。

 从个人品行上讲,张集馨既不算以清廉和操守自命的清官廉吏,但也绝不是只顾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而是介于清与贪、廉与污之间的中间派。随大流,识时务,不刻意索贿求 贿,但也不放过可以捞钱的陋规,这就是他的行事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张集馨正是大清运行体制内一个高级官员的标本。惟其如此,当我们今天研究他晚年自订的年谱和他留 下的与同僚、朋友之间的书信时,才更能客观地还原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病态社会、病态时代和病态国家。

  任何一个成型的社会,其人员构成不外乎官、兵、民三种。在张集馨笔下,道咸时代中国的官场、军队和民众,都显现出了几乎是不可救药的病变。诸种病变的摧枯拉朽,已 使这个国家病入膏肓。即便是最不敏感、最缺乏判断力的人,也能从张集馨的所见、所闻、所历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国家行将就木。表面上看,这个国家和这个政权似乎坚不可摧 ,但其实这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如同白蚁般的诸种社会问题早就掏空了大厦的基石与梁柱,只要有一场足够大的风雨,这座大厦一定会轰然倒塌。

  官员成为社会最大的祸患,这与官员产生的初衷和旨意完全背道而驰。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政权走向没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吏治上出问题开始的。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官员的贪与廉、高效与低能、忠诚与离心,关系到国家机器的运转是否正常有序。但显而易见,道咸时代的中国官员们,几乎概莫能外地交叉感染了恶性病毒。这些病毒包括:   陋规成为显规则,贪墨公行。众所周知,清朝在许多制度上沿袭了明朝,比如在官员的薪水上,明清两代实行的都是低工资制,而清朝甚至比明朝还要低。如果官员们真的安 心于这种低收入的话,他们的生活水准将比大多数平头百姓还低--明代清官海瑞,官至地方大员,却无法给自己多买一套衣服,母亲庆生,不过买两斤肉吃,还被上司拿来开玩笑 。至于京官,收入更是低得可怜。清朝末年,刘光第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就因为知道京官薪水极低,如果不是有一个联宗的盐商每年给他提供几百两银子的补贴,他只能选择辞官 不就。

作为对这种低工资的补偿,清代的官员们有许多被称为陋规的灰色收入。陋规中最大的项目,莫过于官员之间的相互馈赠--说是馈赠,其实是有着半合法外衣的公然贿赂,其中最 主要的内容,是进京办事的地方官向京官行贿,和京官到地方公干时打秋风,此外,则是京官被放为地方官时,向同僚行贿。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被任命为四川按察使,晋见道 光皇帝时,道光勉励他做一个曲突徙薪的能臣,并要求他赶快赴任。但张集馨前脚从紫禁城出来,后脚就得按照已成显规则的陋规办事--向各个相关部门的官员送礼,称为别敬。 此别敬范围之广,耗费银两之多,令人咋舌:军机大臣,每人四百两;军机章京,每位十六两;其中有交情,或者有较大实权的,则八十到一百两不等;六部尚书、总宪一百两; 侍郎、大九卿五十两;同乡、同年及年家世好,均要一一送礼。也就是说,他的这些别敬,几乎把整个中央政府稍微有点权力和地位的官员都送了个遍--幸好当时官员的数目不像 今天这样庞大。这一番送下来,一共花去银子一万五千余两。

  这次别敬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作为正三品的按察使,张集馨向品级比自己低的军机章京送礼(军机章京一般从各部门的中下级官员中抽调,比如清末主持变法的军机四卿 ,虽然在任命为军机章京后都得到了破格提拔,但品级仍不能和按察使相比,只是正四品),这说明赠送别敬已蔚然成风,并不仅限于向比自己级别高的官员送礼,还得向虽然级 别比自己低但手里有一定实权的官员送礼。别敬敬的不是人品,不是感情,甚至也不是级别,而是权力。同时,这也是大家对陋规这种已经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的尊重,否则,你 就没法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第二,如果这些别敬从张集馨的薪水里拿,他一家人只能去喝西北风。作为正三品级别的高级官员,张集馨的合法收入为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 三十斛,加上从雍正年间开始发放的因官位不同而数额极其不等,但大约为岁俸十倍的养廉银,他的年收入大概有两千多两银子。这笔钱,不仅要负责他和家人的生活,还得用于 支付一大批为他工作的幕友的工资,两相对比,可谓杯水车薪。因此,张集馨送礼的这些钱,显然来自他薪水以外的收入,说白了,不外乎在地方上做官时捞到的好处。

 如前所述,京官的实际收入和名义收入都很低,地方官实际收入高而名义收入低,京官因时时接近权力中枢而有合法伤害地方官的能力,因此,地方官得约定俗成地向京官馈赠 别敬,此外还有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等各种名目,这其实是对官员们从民众那里捞来的钱进行的二次分配。不论是坐在京城里守株待兔收取别敬的京官,还是深入民间捞钱的 地方官,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是一群贪腐之辈,贪腐的能力和机会来自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值得格外一提的是,张集馨记载说,他的这次大规模送礼,只有一个人坚决不收,这 个人就是军机大臣赛尚阿。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曾经把他描绘成与林则徐针锋相对的投降派。

  一个地方官每次进京--尤其像张集馨这种高级官员,进京的次数相当频繁--都得向大大小小的官员送礼,因此,他们肩负的捞钱任务相当重。那么,地方官如何巧取豪夺地为 整个官员集团捞钱呢?张集馨年谱中,此类记载颇多,兹举两例一说:其一,陕甘总督乐斌,是从一品的封疆大吏,此人的生财之道之一是,从省财政的国库里,提银一万两,通 过中间人借给典当行,从中收取的利息,则成为其小金库的源头活水。其二,官员要去任之前,宣布所收税赋打折,以此提前收取次年税赋,这种做法称为放炮。一般情况下,经 济好点的县份,放炮一次,官员可能收入五七千两到一万两不等;有时候,官员并没有去任之实,谎称将要去任,也减价催税,老百姓不知就里,也纷纷交税,这种做法称为太平 炮。此外,还有些官员甫一上任,就宣布减价催税,称为倒炮。如此炮来炮去,国家的税赋成了官员手里的变形金刚,而流入官员口袋里的到底有多少,永远是个谜。张集馨曾任 过陕西粮道,这是一个当时官员视为肥缺的差事:陕西粮道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军粮,每年向军队发放的军粮约十九万石,但实际向民众征收的粮食则有二十万石。这样,其中盈余 的一万石军粮,就落入陕西粮道的腰包。张集馨的前任方某仍感不足,怂恿他的侄子们,在军粮中掺入麦壳四千石,几乎引起军队哗变。

  腐败触目惊心,官场视为理所当然。与贪污贿赂相伴相生的必然是腐败。张集馨年谱里,对腐败的记载多如牛毛。但以他平淡无奇的记述文字来分析,作为清政府的高级官员 ,他本人早就对腐败见惯不惊,甚至还隐约有几分炫耀。 [阅读全书]

《天朝1793-1901:中西文明交锋下的乌合之众》 本书简介
聂作平本着“绝不戏说”的严谨态度,用最客观、最犀利、最独特、最深刻的观点和角度,将1793-1901年间的大清王朝剖析得丝丝入扣、纤毫毕现。本书发前人所未发,写前人所未写,创造了对大清研究的“三个第一”——第一部以剖析时代精英之恨分析大清之死的著作,第一次提出中国近代史开端是1793年而非1840年,第一回将中西文明交锋作为大清灭亡的根本原因。我们从这个“大变局”时代的所谓“乌合之众”的代表人物身上,看到了那些无论是身为高层大员还是身为底层屁民的无奈与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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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聂作平,男,生于1969年,四川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事过企业秘书、报刊编辑、文化公司老总、自由作家等职。迄今已发表和出版作品300余万字。代表作《历史的B面》、《历史的耻部》、《1644:帝国的疼痛》等。

  在所有人的印象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应该都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没有人质疑,因为教科书就是这么说的。但聂作平通过无数史料的考证,以及实地考察,对此提出了疑议。

  ●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来华,标注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这部书中的人物和事件所涉及的时间,上为1793年,下为1901年。前者是马戛尔尼来华,西方世界主动向东方中国递出橄榄枝;后者为义和团运动,一次精英与草根合谋的大规模的排外与仇杀。生于这种大变革、大融合、大冲突下的中国人,从龚自珍到林则徐,从严复到叶名琛,从张荫桓到王韬,从容闳到端方,从郭嵩焘到义和团,尽管身分地位各异,无一例外都是东西方文明角力之际催生的“杂种”,最终都无法挽回社会集体腐败的帝国滑向深渊的车轮。

  ●不盲从教科书,不惯性思维,用自己的视角挖掘历史真相

  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可能和读者所了解的常识迥异。比如近代史的开端不是鸦片战争;大清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中西文明的交锋,而不是历史教科书总结的中国腐朽没落;中西方的不平等并不是始于鸦片战争以后,在鸦片战争之前,中西方就已经处于不平等状态。

  虽然这些是作者聂作平独树一帜的观点,但绝非戏说。他查阅了无数相关史料,并特地沿福建沿海跑了一圈。他用最客观、最犀利的观点和角度,将所看、所听、所闻严谨客观地记录了下来,并由此将大清王朝剖析得丝丝入扣、纤毫毕现。

  ●以史为镜,鉴古喻今

  任何一个成型的社会,其人员构成不外乎官、兵、民三种。彼时的天朝,这些都显现出了几乎是不可救药的病变。官、兵、民,三者俱已完全烂掉,大清王朝粉饰太平的所谓长治久安,不过是痴人说梦。

  历史的发展有时竟会惊人的相似。大清朝廷曾理直气壮地禁止夷人学说汉语,因为一旦他们学会就有可能相互勾结,图谋不轨。多少年来,有多少人质疑过它的荒诞不经,可是文革时期,不是也有许多会说外语的人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吗?

  本书所着重描述的马戛尔尼、张集馨、龚自珍、林则徐、叶名琛、李鸿章等人,无疑是这个“大变局”时代的所谓“乌合之众”的代表人物,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那些无论是身为高层大员还是身为底层屁民的无奈与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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