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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民·新国家·新世界】王人博:如何侧身面对鲁迅和胡适 是个问题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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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在年度沙龙现场讨论

   新国民·新国家·新世界——2013凤凰读书盛典暨新民说年度文化沙龙  主办:凤凰网·读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时间:2014年1月5日  地点: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  第二场:“国家

   新国民·新国家·新世界——2013凤凰读书盛典暨新民说年度文化沙龙


  主办:凤凰网·读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时间:2014年1月5日

  地点: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

  第二场:“国家”中的“国民性”——以胡适和鲁迅为中心
 
  贺卫方:谢谢怀宏兄。刚才怀宏兄讲到中国是一个最适合现代化的国家,这个观点让我想起一个日本的年轻的历史学家与那霸润,1979年出生,比我们在坐的(熊)培云兄还要年轻。他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日本的中国化》。什么叫日本的中国化?他认为日本本身的社会结构虽然跟中国确实非常不一样,但是日本在历史上非常想走到中国这条道路上,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始终不容易走到。而且他发现,只要日本学中国,两个国家关系就很紧张;而只要日本保持独特性,两个国家就比较合力。有人说这两者可以结合,对此他提出了一个“葡瓜效应”的观点。什么叫“葡瓜效应”?就是如果能培养出一种植物,像葡萄那样,一结一大串,而且每个都像哈密瓜那么大,这样的瓜肯定特别好,但结果最后培养半天,每次只能像瓜一样只结一粒,而且还都像葡萄那么小,这就是“葡瓜效应”。与那霸润的书里说,从宋朝开始,全世界第一个现代性的国家是宋朝的中国,这个特别有趣,我们一会儿可以接着再讨论。

  现在有请王人博教授发言。
 
  王人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我要讲的话题还是接着钱先生的话来说。大家都知道,鲁迅已经从中学的语文课本里面滚蛋了,而胡适本人在官方的正式文本里也没有一个正当的表述和阐释,所以我们今天如何侧身面对这两个人物,本身就是个问题。而且这俩人很有意思,虽然都是中国近代以来被强烈符号化了的,但是他们的生命样态又呈现得完全不一样。大家都知道,鲁迅一生活得很绝望,因为绝望而决绝;而胡适特别乐观,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乐观而温和,就如同何怀宏老师说的,特别理性。而且,也因为他们所呈现出的不同的生命样态,所以对后人的启迪,以及我们从他们身上聆听的教诲、得到的教益也不一样。但是,不管我们如何面对鲁迅,如何面对胡适,对他们两人其实都不重要,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你表扬也好,批判也好,他们就站在我们的背面。所以,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如何侧身面对鲁迅和胡适,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下面我要谈的是什么话题呢?我想谈谈鲁迅先生国民性思想的来源。
 
  1、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亲验性
 
  在国民性的研究、思考领域内,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分析框架和思考框架。一种是国民性的科学研究,我把它称为“国民性科学”。这是由本尼迪克特和英格尔斯开创的,他们运用现代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对国民的众数人格进行科学研究,这个大家可以读一读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和英格尔斯的《国民性》。他们是把国民性问题当科学,认为可以通过问卷调查、试验手段科学化的。但是鲁迅不是科学家,用钱先生的话来讲,鲁迅是伟大的、深刻的、绝望的思想家。鲁迅对于国民性的研究,或者说一种思考的模式,我认为是亲验性的,就是亲身体验,用生命来体验。这种体验跟科学的数据相比,更能使人产生震撼和紧张感。刚才卫方也说了,我特别喜欢鲁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读他的文字总给我一种震撼,感到很过瘾;但是读胡适的书我读不出这种感觉,有点像温开水。我不是说这种文字不好,何怀宏老师也说了,鲁迅批判的多,否定的多,没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从来不建设。为什么他不建设?因为他清楚,无路可走。鲁迅说了,正是因为无路可走,所以我们必须前行。这就是他的一个悖论,而只有思想深刻的人才能产生这种悖论,这是毫无疑问的。
 
  2、鲁迅国民性思想的来源
 
  那么,鲁迅的国民性思想是怎么来的?刚才卫方提到明恩溥的Chinese Characterisfics,这本书的书名的翻译花样挺多,从第一个中文版到现在为止不下十个译本,通常都把它翻译成《中国人的气质》。鲁迅在他的一生的文字里面有四次提到过这本书。毫无疑问,鲁迅有关国民性的思想肯定来自于史密斯或者说明恩溥,这是没问题的。正是因为这点,当代鲁迅的研究者认为,鲁迅的思想是西方传教士思想的奴隶,就用鲁迅喜欢用的那个词——奴隶,换句话说就是西方传教士的传声筒。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是一个神话,而得出这样结论的研究方法就是后殖民主义。为了表示对作者的尊重,哪些人我就不说了,但是这样的文章你到处都可以发现。他们认为国民性是一个神话,而鲁迅一生都在做一个神话的梦,一个噩梦。但是我发现了一点,明恩溥这本书我读了三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明恩溥在这本书里从来没有使用过“奴隶”这个词,没有用这个概念来表达中国的国民性。
 
  那么为什么鲁迅特别喜欢用“奴隶”“奴隶性”“奴性”呢? 后来我发现,鲁迅的国民性思想,除了明恩溥,还有其他来源,比如梁启超。作为鲁迅的前辈,梁启超流亡到日本以后,有两篇重要的文论里面用了奴隶、奴隶性、奴性,其中一篇就叫《中国积弱溯源论》,更重要的是,在他的《新民说》里面,用到“奴性”的地方特别多。再一个就是,清末的革命党人特别喜欢用“奴性”、“奴隶”。大家可以读一读邹容的《革命军》,他说中国人有双重奴隶性,这也是革命党人特别喜欢用的,一方面是满清异族的奴隶,另一方面是专制的奴隶。
 
  所以,明恩溥、梁启超以及革命党人可能都是鲁迅国民性思想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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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严彬]

标签:年度沙龙 新民说 凤凰读书 鲁迅 胡适 国民性 王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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