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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值得一再复述的启蒙岁月


来源:晶报·深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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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抑与空虚越持久,积蓄也越丰厚,越容易造成一个社会性思潮的出现。1977年,已经下发的当年工农兵招生推荐的文件被高教部门收回,同年10月全国高考恢复,这预示着文化与学术重新获得体制尊重的标志性事件,最终拉开了后来被称为“八十年代”的序幕。根据亲历者们事后的确认,“八十年代”即从这一年开始,至八十年代末期瞬间结束,但其影响和回忆则在后世继续流传。当时具有争议的文学艺术流派在今天已告别边缘身份,成为专门史无法回避的内容;当年具有时代特征的作品和成果,有些早已被遗忘,有些则成为启蒙经典。

“八十年代”首先属于诗歌。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伴随着文学的全面复苏,“朦胧诗”作为一个传统创作原则的“叛逆”,确立了新时期诗歌的特征。那时诗歌还享有文学的“荆棘花冠”,所以无疑也为新时期文学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变革。“朦胧诗”精神内涵中那种向往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以及哲学高度,吸引了当时的青年,人们开始把诗歌作为探索人生的重要方式。这批诗人大都在思想走向成熟之际经历了十年浩劫,早年的激情和理想从狂热到冷硬,在对自我意识进行反思之后,正是他们那种失望与迷惘赋予了诗歌尝试的独特气质。

那真是诗歌的春天!李泽厚在接受马国川访谈时回忆说,“我读到了油印的《今天》,很感动,因为其中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朦胧诗”的背后是一批年轻的诗人,经过漫长的沉寂,终于在此时发出了属于自己和这一代人特有的声音。北岛、舒婷、芒克、欧阳江河、顾城和杨炼等人作为地下诗歌圈子里曾经的英雄,现在走向了公众。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朦胧诗派”是一个是松散的文学团体,这种形态说明了这一代人不会集结在同一种理念和感情之下。他们的相似点是对主流话语的共同反抗,试图摆脱意识形态的限制,重新恢复诗歌的尊严。北岛一直对“朦胧诗”这一标签很反感,因为这带有来自主流和体制的嘲弄,“那年头我们根本无权为自己申辩。”他说,“我认为应该叫‘今天派’,因为它们是首先出现在《今天》上的”。北岛回忆《今天》创刊公开前那个夜晚,人们做完所有的印刷,骑车回家,跟朋友一个个分手,想起头一次听到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禁不住叹道:青春真美。

第一届“星星画展”,今天看来绝对匪夷所思。一群年轻的民间画家,无法进入最高级别的美术馆展出自己的作品,于是直接在中国美术馆外的街边布展,充满了“在野”与主流的对峙意味。“星星画会”在当时确实一头撞开了沉闷的主流美术界,确立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意识指针。八十年代初期自称以“准官方画家”身份出国的陈丹青,由于社会身份上的相似和短暂接触,对“星星画会”的代表人物有强烈的认同感。星星画展三十周年之际,陈丹青撰文评价说,星星群体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先驱,并对“星星”代表人物王克平、马德升、曲磊磊、黄锐、阿城等人在多年之后仍然保守着自己“在野”的身份和生活予以高度评价。

“朦胧诗”、“星星画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艺史上确立了不可忽视的地位,异端已经化为传统。李泽厚认为,两者构成了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美学文本。从更宽的范畴上说,它们是美学热的反映。据马国川回忆,当时美学书籍在普通民众中受宠,美学成了显学。八十年代初的北大各专业招生与公共选修课中,美学专业总是名列前茅。李泽厚对此解释说,因为十年间毁灭文化、毁灭美,丑陋和以丑为美的现象太多了,寻找什么是美,就成为人们的普遍心理。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社会氛围相对宽松,学术研究和争鸣有了环境,知识人重新受到民众的关注和追逐。具有“先锋”色彩的文学创作和美术、音乐作品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精英知识分子群体早年的研究开始出成果,并且试图通过出版影响社会思想的流向,这期间产生了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以金观涛等为代表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甘阳、赵越胜、周国平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三大文化群体及其著、译作的出现,被认为是八十年代文化热走向辉煌的标志。从年龄结构上说,这些代表人物分属三个年龄段,涵盖了这一时期活跃在思想界的主要知识人。从形制上说,这些都是松散的思想群体,思想分歧和冲突不仅仅反映在相互之间,也经常出现在群体内部。三大文化群体通过传播和出版,在当年重现了中、西文化在当时中国的“体用之争”。这场争论注定不会有结论,但在这个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学术积累和思想财富,深刻地影响了后世。

金观涛对八十年代的基本评价很高,把它看做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二次启蒙运动,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虽然依旧没有完成,但是这场启蒙运动正好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然也有不同看法。陈丹青认为八十年代是暴病初愈,国家民族半醒过来,文化圈恢复一点点残破走样的记忆,如此而已。当时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那种影响力不可能作为一种常态保留下来,而且也讨厌那种文艺创作中的文化激进主义。但是他同时又对那个年代不无怀念:那种激情,那种反叛意识、热诚、信念、天真……今天荡然无存。他说,“我曾经嘲笑的东西忽然没有了。生活的动机变得非常单面、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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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可人]

标签: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 当代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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