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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无禁区》及以后


来源:晶报·深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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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记得《读书》杂志,不必去记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记李洪林。原因很简单,李洪林在《读书》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文章:《读书无禁区》,由是使中国读书界大受震动,《读书》杂志其名大彰,直至今天。”我至今仍然这么看。

《读书》杂志一九七九年四月创刊时,我还没去《读书》杂志,并没有经手这篇文章,但是它引起的震动,却是我感同身受的。这篇名文一直为人称道。所为者何?原因很简单。这里首先分析批判了史无前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禁书政策。“文化大革命”中的禁书,确是“史无前例”,今天的年轻读者绝难索解。三十多年后,仍然禁不住我大段摘抄这篇名文的冲动。

请先读这篇名文中对“四人帮”禁书政策的揭发:

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很多藏书的人家,像窝藏土匪的人家一样,被人破门而入,进行搜查。主人历年辛辛苦苦收藏的图书,就像逃犯一样,被搜出来,拉走了。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成了书的监狱。能够“开放”的,是有数的几本。其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统统成了囚犯。谁要看一本被封存的书,真比探监还难。

书籍被封存起来,命运确实是好的,因为它被保存下来了。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当中被烧个精光。后来发现,烧书毕竟比较落后,烧完了灰飞烟灭。不如送去造纸,造出纸来又可以印书。这就像把铁锅砸碎了去炼铁一样,既增加了铁的产量,又可以铸出许多同样的铁锅。而且“煮书造纸”比“砸锅炼铁”还要高明。“砸锅炼铁”所铸的锅,仍然是被砸之前的锅,是简单的循环;而“煮书造纸”所印的好多书,则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以及他们的顾问等等大“左派”的“最最革命”的新书。这是一些足以使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新书,其“伟大”意义远远超出铁锅之上。于是落后的“焚书”就被先进的“煮书”所代替了。

如果此时有人来到我们的国度,对这些现象感到惊奇,“四人帮”就会告诉他说:这是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你感到惊讶吗?那也难怪。这些事情都是“史无前例”的。

那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究竟对多少书实行了“专政”呢?《读书无禁区》的作者写道:

在“四人帮”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的时候,到底禁锢了多少图书,已经无法计算。但是可以从反面看了一个大概。当时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出了两期,一共刊载文科书目一千多种。这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我国几千年来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种!

除了秦始皇烧书之外,我国历史上清朝是实行禁书政策最厉害的朝代。有一个统计说清代禁书至少有二千四百余种。蒋介石也实行禁书政策,他查禁的书不会少于清朝。但是,和林彪、“四人帮”的禁书政策相比,从秦始皇到蒋介石,全都黯然失色。理工农医书籍除外(这类书,秦始皇也不烧的),清朝和国民党政府查禁的书,充其量不过几千种,而“四人帮”开放的书,最多也不过几千种,这差别是多么巨大!

中国的出版社原就不多,“文革”前只有八十七家,职工约一万人。“文化大革命”中,经撤销、归并,到一九七一年,只剩五十三家出版社,职工四千六百四十九人。中央级的所谓“皇牌”出版社五家(人民、人民文学、人民美术、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注意:三联书店早在一九五三年裁撤,当时早已不存在了),原有职工一千零七十四人,到一九七一年只剩一百六十六人(其中编辑六十三人)。上海原有十家出版社,职工一千五百四十人(以上据《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六册,六十二页)。

读书人见不到书,怎么办呢?一位朱正琳教授近年回忆他的青年时光说:

记得我兴冲冲跑到离家最近的一家书店时,那景象真让我吃了一惊。书架上空空落落,已经没剩下几种书了。我站在那里,只觉得手足无措。一种失落感渐渐变成一种悲愤之情,我突然做出了出乎自己意料的举动:几乎是当着售货员的面,我从书架上拿了两本《斯大林选集》就往外跑。

这以后我索性退了学,躲在家里读书。自己拟了个计划,系统地读。想读书,书好像就不是问题,我总是有办法找到我想读的一些禁书。后来则更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到各个学校的图书馆去偷书。一家一家地偷下来,我们几个人的藏书种类(限于人文类)就超过许多家图书馆了……

偷书的好处不仅是有书读,而且还让我们大开眼界——许多“内部发行”的读物让我们见着了,这才知道山外有山。

只可惜还没来得及读多少,我们一伙就已锒铛入狱,那些书自然是被尽数没收。不过我们被捕的案由却不是偷书,而是“反革命”。那时候赶上中央有文件要求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无组织、无纲领但实质上是”的“反革命集团”。于是全国各地都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被捏成一个个不知其名的“集团”,有些地方则索性命名为“读书会”。我们几个人被定为在贵阳“破获”的“集团”(据说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的“学生支部”成员,我们的“地下书库”简直就是天赐的“铁证”。这一坐牢就坐了四年多。待到出狱时,离本文篇首所说的排队买书的日子已经不太远了。排队买书之后紧接着是《读书》杂志复刊,头条文章的标题是“读书无禁区”。从那时起我开始与“饥荒”告别,渐渐地却发现,市面上有越来越多的书让我相见恨晚。(《里面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二〇〇五年七月版)

《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风波。有一阵子,有人还认为,此文的宗旨是“不要党的领导,反对行政干预,主张放任自流”。有人甚至认为,文中在“毛泽东”后未加“主席”两字,就是反动思想的表现。不少人因此到上面去告状。

范用说,“《读书无禁区》原来的标题是‘打破读书禁区’,发稿时,他把篇名改成了‘读书无禁区’。”当时,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会有麻烦,但是,“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毛泽东读书就没有什么禁区”,范用说。此前,他有数年时间专门给毛泽东买书。

杂志出来后,上级主管机关先找范用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提法不妥。范用说,“我当时进行了辩解。估计那位领导没有仔细读完这篇文章。因为里面的内容主要是打破精神枷锁,文章有一段说得很清楚,‘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些玷污人的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他还说,“我个人认为,我们要相信读者的判断力。即使是不好的书,也应该让他们看,知道这些书不好在什么地方。”

以后,连续刊发了几篇批评和反批评的文章,做公开讨论。《读书》的实际负责人倪子明以“子起”笔名写了赞同的文章。尤其是,当年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曾彦修用笔名“范玉民”,发表了一篇《图书馆必须四门大开》。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意思。过去“图书馆”三个字有一种简写,就是把书字放在一个大“口”字里。“范玉民”从这个字出发,建议图书馆去掉外面的“口”,普遍向读者开放。这表面上是讨论文字,实际上探讨的是一个社会问题——当时书店不准卖这书那书,连图书馆的许多书也不能外借。

一九八一年第一期《读书》又发了一篇重要文章:《实现出版自由是重要问题》,作者于浩成。文中指出:“一切由国家垄断,统得太死,管得太严,缺乏竞争,是当前的主要弊端,既不能充分实现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又非常不利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和繁荣。”“言论出版自由的问题不解决,宪法上的有关规定也就是一纸具文,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空的。”这篇文章出自延安老干部之手,上面也无可奈何,但对《读书》自然是更加警惕了。

在一九八一年《读书》创刊两周年的时候,陈翰伯亲自执笔写了一篇《两周年告读者》,重申办刊宗旨,文中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并宣告:“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我调到《读书》杂志后,首要的工作就是代表杂志到上级部门做检查。我代表编辑部写过一些书面检查。后来,出版总署通知我去出席一个各出版社领导人的会议,事先通知我要在会上做沉痛的深刻的检查。我花不少时间准备了稿子。到了会场,议程排来排去,一直没有安排我上场。最后散会,我一言未发。以后也不再提这事。那次会议,主持人是杜导正。近年多读此公言论,有点觉得他那时实际上是在故意放我们一马。未知然否。

(本书摘自海豚出版社出版《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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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可人]

标签:沈昌文 四人帮 改革开放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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