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崇拜”是如何建立的?
2010年08月27日 09:38 东方早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陈蕴茜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8月第一版

对“崇拜”,二十世纪过来的中国人,都不乏“记忆”。前几年现出一幅老照片:1945年秋天,上海南京路、西藏路口大新公司西南面墙上,悬挂起双手拄杖,一身戎装的“蒋主席万岁”布质画像,三四层楼高。画像本身不言而喻:抗战胜利了!租界收复了!蒋委员长来了!三十多年前,“文革”后期,不少中年人见过这幅画像,暗中谈论。边上青年人却不知天高地厚,学“老蒋拄杖”,被老辈人一把拉住,喝道:“不要命啦!”“文革”个人崇拜高潮中,我们年轻人已经朦胧地知道:国民党也一样搞“领袖崇拜”,

二十世纪的中国,一直存在“个人崇拜”现象。海内外中国人,包括上海人、台湾人、香港人,乃至海外华人,概莫能外。行文中,原想把香港从华人“个人崇拜”名单上排除,毕竟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地,铜像立的是“维多利亚”,官方认同的是“不列颠”。然而记起:1966年,香港“造反派”的崇拜热情并不稍减于内地。再想起来,旧金山、纽约的唐人街,早就竖立“国父铜像”,四邑会馆里至今悬挂中山画像。海外华侨的“爱国心”,强烈依附于“个人崇拜”,他们最早无条件支持孙文,甚至就是中国近代“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在海外,“个人崇拜”是华侨“国族认同”的一部分,这更促人思考。高强度的“个人崇拜”,出现在国民党管辖时代的台湾。初上宝岛,听朋友抛出一个数字:“国府迁台”以后,到处竖立铜像,蒋介石身后,台湾留下了四万多座“蒋公像”。大陆学者闻此,无不诧异,难以置信。难道台湾的“立像运动”甚于大陆之“文革”?朋友说:当然啊,有空去桃园县大溪镇蒋介石铜像纪念公园看看,就相信了。

“个人崇拜”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并不完全是个人权威所致,也不太像是随心所欲。或者说,并非如一般所称的,是出于“帝王意识”,而更像是“体制性行为”。二十世纪的“个人崇拜”问题,比一般人认识的要深刻。孙中山生前落魄,权威有限,是在逝去后才被学生们奉为“国父”的。台湾的蒋公铜像建立运动,更是整个党务体系在“戡乱”时期制造出来的,其中必有更深层的历史原因。从这一点看,陈蕴茜博士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很值得读。本书追根溯源,上溯至中华民国设政初期,把二十世纪早期的“个人崇拜”,与中华民国的国族建构,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做关联讨论,有很好的揭示。以上关于“崇拜”和“记忆”的联想,就是受了该书书名的启发。作者细细地清理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老仓库,从档案馆、老报纸、旧杂志,乃至方志、笔记、小说中整理出来的事实,看到二十世纪政治中流行的“个人崇拜”,真的还是由现代政党发动的,而肇端于1924年以后的“国父崇拜”。

对“个人崇拜”的反省,曾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热门话题,历史学者写了很多文章,归因为“封建主义”、“帝王意识”。反正是另一种“大批判”,论说中的似是而非,并没有得到认真讨论。二十世纪的“个人崇拜”,难道真的和帝制时代的“帝王崇拜”一样吗?历史学家的职责不是一味归罪,然后缉凶。学术讨论需要分析源头,排比异同,顺便的时候,才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一些教训。但是,多年来,真还没有看到一本著作,能够把二十世纪的“个人崇拜”和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出现、意识形态的强化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联系起来讨论。说实在的,把“文革”中的“个人崇拜”,斥骂为“封建主义”,有现成的意识形态可以凭借,痛快而相对安全;相反,如若从中国近代体制的建立过程来剖析“个人崇拜”,就要面对很多新问题,繁难并不很讨巧。很高兴地看到,手边的这本《崇拜和记忆》,迎难而上,做的是后者。

国民党的“国父崇拜”,曾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父辈们,童年的头皮并不比生于五十年代的我们轻松。课前必诵一百四十五字的《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就像我们这一代人至今仍然记得“老三篇”一样。按《崇拜与记忆》的查考,1925年4月,国民党在广州法定了“总理纪念周”,规定“每周之月曜(星期一)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第193页),举行总理纪念仪式。仪式很完整,包括:“一,全体肃立;二,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三,主席宣读总理遗嘱,全体同时循声宣读;四,向总理遗像俯首默念三分钟;五,演说或政治报告;六,礼成。”(第194页)以“纪念仪式”为名的“政治学习”,执行得很严格,军队、机关、学校、里甲等等人员,都必须参加,缺席三次,以罪论处。总理纪念活动,号令一下,集体操演,整齐划一。还有,每周一的“纪念周”活动,军事化加宗教化,仪式感很强。和基督教会的礼拜相比,耗时三小时,时间更长。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是“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本质上是一种追慕现代化的世俗精神。但是,“国父崇拜”却具有宗教性。1970年代中期,初游南京,从虔敬肃然的“文革”环境中步入中山陵,拾阶而上,油然有超凡入圣之感。那精心营造的氛围,令人震撼,摄人心魄。《崇拜与记忆》描述了中山陵谒陵仪式的制度化过程。当年,老国民党主张“政教分离”、“君师相分”,反对袁世凯恢复“天坛祭祀”,认为这是“帝制”的信仰基础。新国民党执政后,为竖立“政统”,寻找信仰,逐渐把中山陵仪式化为“民国宗庙”(第154页),让国民尊奉。中山陵的谒陵仪式,发展为国家祭奠仪式。1943年10月,重庆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主持通过的谒陵礼,更接近传统的“社稷”大礼,严格规定祭奠程序如下:“一,典礼开始;二,全体肃立;三,主祭者就位;四,陪祭者与祭者一次就位;五,奏乐;六,上香;七,行三鞠躬礼;八,行初献礼,主祭者献礼,行一鞠躬礼;九,行亚献礼:主祭者献茗,行一鞠躬礼;十,行终献礼:祭者献爵,行一鞠躬礼;十一,恭读祭告文;十二,行三鞠躬礼;十三,奏乐;十四,礼毕。”(第155页)执政了的国民党,比各大政党更倾向于重建国家礼仪,因而也在更多的场合表现出庄严感、神圣感。感谢作者找到这份《北泉议礼录》,让我们多了解了一种“革命的宗教性”(Revolutionary Religiousness)。

革命的崇拜,起源于“辛亥”,早期有不少发乎自然,推行中还不怎么强制。比如,清末的通商口岸,学校、军队和警局,已经流行类似后来中山装样式的日本士官生制服。中华民国建立后,上海奉帮裁缝用西装工艺裁制男士上装,称为“中山装”。“辛亥革命”前后,南方民间开始“易服色”,“中山装”成为男士们在长衫、短打和西装之间的一个自由选项,还是自发的。或者说,民国初年的“国服运动”,是有群众基础的。但是,后来蒋介石推行的“国服运动”,冠上了“中山”之名,作为“民族国家”的建设工程,推广的做法,带有强制性,有时可称是某种形式的奴役。《崇拜与记忆》揭露国民党各部、各省、各市、区、县的党支部,用行政命令强力推行“中山装”。1929年4月,有《文官制服礼服条例》,规定“制服用中山装”;1936年2月,蒋介石亲自敕令全国公务员一律着中山装(参见第436页),不着不让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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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天纲 编辑: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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