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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历史回看沈从文的生命选择——读《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有感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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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8年12月,沈从文在一封信中写道:“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钱理群先生写1948年文学史时,将这段话抄在了书前,并将其书定名为《天地玄黄》。确实,这四个字,准确概括了行将到来的,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大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动荡和现实生活的变迁。

1949年后,新时代伴随新中国来临,中国在变,知识分子当然也要变,沈从文也在变——由小说家变为物质文化研究专家。在那个大转型的时代,像沈从文这样“转业”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在这场变迁中,沈从文的故事不仅属于自己,而是和一段历史捆绑在了一起。对那段历史的复杂情愫,再加上对文学家的沈从文的喜爱,沈从文的“转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提及。叙说沈从文的命运遭际,也和叙说历史,纠结在了一起。有时甚至可以说,沈从文个人命运背后的大历史,才是叙述者真正关注的东西。

直到2009年,美国哈珀柯林斯公司出版英文版《边城》时,封底有限的空间内,介绍作家作品,还不忘突出沈从文与新政权的矛盾,说《边城》被禁等等。译者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是沈从文最早的研究者之一,译者序的开头说的也是:在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沈从文的文学声誉,连同他描写的中国乡土,一起被颠覆了。

比起因意识形态对立,美国文化界简单的反共态度,对沈从文的转业,中国文化人情感复杂,心有千千结。黄永玉有篇文章,叫《这些忧郁的碎屑——回忆沈从文表叔》。忆及沈从文的1949年后的遭际,黄永玉愤激地称之为文化史中的“虐杀”。

写沈从文转业的文章中,流传颇广的是汪曾祺的《沈从文转业之谜》,和陈徒手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这些文字,共同思路是反思和批判造成沈从文转业的历史,字里行间,满是悲凉凄楚。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又都是作家,师生亲情加上了惺惺相惜的切肤之痛,以及对文化的热爱,还有文人间的同病相怜,提笔为文,五味杂陈于心。在文章结尾,他写道:“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来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算不算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这问题还是很值得深思的。我们应该从沈从文的转业得出应有的历史教训”。

陈徒手文章题目来自于沈从文的一段文字:“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着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望……”。这是1951年沈从文没有发出去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被陈徒手拿来用作了题目,也成了他叙述沈从文1949年后生命史的基调。对这段文字,陈徒手阐释道:“文中透露出的那份伤感、孤独和无望贯穿他以后很长的岁月,尤其在遭遇政治风暴时……”这段岁月有多长呢?该文在1998年第10期《读书》杂志发表时,结尾可算铿锵有力,余音不绝,真是“好文章”:“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在某种程度上讲,与其说这是沈从文的愤激。毋宁说此乃陈徒手对“政治风暴”的愤激,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写作策略。而且如此叙述,“那份伤感、孤独和无望”,还有愤怒,似乎“贯穿”了沈从文1949年直到晚年的整个岁月。虽然,该文在收入《人有病天知否》时,删去了这句话,但基调并未因此而改变。也可以说,这种传主命运的悲凉,加上历史叙述者的悲愤,也是贯穿《人有病天知否》一书的基调。该书副标题《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那种基调,也是陈徒手对1949年后中国文坛的理解和阐释。

陈徒手为文最大的好处就是大量第一首材料,和采访实录的运用。但这些材料不是历史本身,或者说不是历史的全部。我们听人讲述的历史,总是讲述者看到的和讲述的历史。第一手材料和口述史,也需要讲述者用自己的思想将其串联起来,成为历史的一面。陈徒手以他的理解,讲出了历史的一面——“政治风暴”对文化和文化人的“虐杀”。历史需要我们反思,大历史中人的选择也需要关注。陈徒手们的思路是从沈从文讲到历史,我则想返回来,从大历史回看沈从文的生命选择,以及选择后的生命状态。

2.

历史,当然要反思,错误的历史,也需要批判,以警醒后世。但同时,历史也需要同情地理解。在《沈从文传》中,凌宇先生从另一个角度,来阐释沈从文和1949年中国新政权之间的关系:“一个新政权建立伊始,国事千头万绪,多少重大的问题急待处理,个人的生命哀乐与之相比,自然算不得什么。而且,社会除旧布新,常常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进行,只能是一种粗线条的勾勒。一些具体问题的精辨细查,只能留待大局已成定势之后。历史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实施它的‘四舍五入’法,一些历史的误解也就常常因此发生。沈从文却解不开这个解……”在陈徒手们以沈从文们的代言人自居,单线条,甚至粗暴批判历史的时候,凌宇有更多历史学家对历史与人的同情。以这种态度讲出来,也是历史的一面。

1980年,沈从文在美国圣若望大学演讲时,也提及了他的转业:“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陈徒手听了这些话,“感慨万千”,他听出了沈从文的“机智和躲闪”,将其阐释为“老人对世事的感悟和对当时国内环境的无奈”。我不这样想,我不觉得沈从文的话,全是在外人面前牙掉了咽自己肚子的强忍欢笑。

即使看看陈徒手所使用的资料,我们也可以看出,新政权对沈从文也并非全是谩骂,排挤和压制,而是也有网开一面的时候。也许正是那些网开一面,让沈从文看到了希望之光:

历史博物馆原副馆长陈乔说:“历史博物馆建成以后,由于挨着大会堂、天安门,公安部门曾来馆里审查,把一些右派分子、政治面目模糊的人员强行调离出去,而沈先生留了下来了,说明当时政治上还是比较信任他的”。

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回忆:“五十年代,胡乔木曾给父亲写信,希望为他归队创造条件。父亲没有回信。第二次文代会时,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十二位作家代表,主席对父亲说:‘可以再写吧……’”而且,1958年,中共高层还提议请沈从文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1961年,中国作协组织一批作家去井冈山体验生活,为创作做准备,沈从文名列其中;同年,中国作协致信四川作协,说给沈从文安排了创作假,他要到成都写小说。信中还特地说明了沈从文的身体状况,其关心可算无微不至:“沈从文同志患心脏冠状动脉硬化症,血压时有上升,并伴有心绞痛发生,请在安排住处时注意安静、医疗等条件”。

凌宇在《沈从文传》中还提及陈赓将军与沈从文的见面:“他仍然从这位共产党人身上,感到了人与人之间弥足珍贵的纯真而诚挚的温情”。

没人否认历史对沈从文的伤害,但那段历史中的沈从文,感到也不仅是“伤感、孤独和无望”吧。就在这样寒冷与温情交织的历史中,“沈从文终于度过了这场危机”——凌宇写道。

度过了危机的沈从文转了业,他设想的小说没有写出来。一是因为他的文字已不适应新的社会,二是他的脑子里装的已不再是湘西故事。1957年,他给中国作协递交的《创作计划》中写道:“如照目下生活方式,大部分脑子中转的只是一堆待进行未能好好进行的研究工作,和越来越多的一些坛坛罐罐、绸子缎子、花花朵朵……”沈从文坛走进了博物馆,走进了博物馆那些坛坛罐罐、绸子缎子上花花朵朵的图案。

在那些花花朵朵里,沈从文也得到了他的新身份——文物学者。我们看看《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这本小书,看看所收文章后面所注的写作及发表时间和刊物,其五六十年代所写文章,大多发表于《光明日报》、《新观察》、《新建设》、《美术研究》等大报大刊;而且,《唐宋铜镜》、《战国漆器》、《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等书也在那个时代相继正式出版,且印刷精美,为出版界少见;1963年,齐燕铭向沈从文转达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希望沈从文着手研究和撰写中国服装史……这一切足以说明,沈从文的新身份得到了新政权的认可。这对于沈从文,和那代知识分子而言,新政权的信任,无疑在他们的生活中,是举足轻重的大事。博物馆工作虽有诸多不顺,但对于政治的不信任而言,已都算小事。沈从文一头扎进了花花朵朵的文物世界。

在圣若望大学的演讲中,沈从文继续说:“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下,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我依然不认为沈从文的这些话,只是和老外的虚以委蛇。在不能改变外在环境的时候,沈从文改变了自己,给自己的心灵找到了文学之外的另一个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充满自信,在其他人成为“古人”的时候,他能够让生命再次释放耀眼的光芒。

3.

汪曾祺在文章中曾记下一个这样的场景:“我就亲眼看见他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青年问我:‘这人是谁,他怎么懂得那么多?’从一个大学教员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得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沈从文的另一位学生萧乾,也见过完全相同的场景,其心情也和汪曾祺一样:“有一回我陪外宾参观故宫,恰好是他在解说,拿一根儿讲解棍儿,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年轻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萧乾并没有理解他的老师,凄然与伤心属于汪曾祺和萧乾,不是沈从文。

但读到这些文字的读者,大多数人会和汪曾祺、萧乾一样吧,心里凄然。但我的目光总是掠过旁观者的凄然,注视“热情”的讲解者和当事人——沈从文。在描述沈从文讲解的状态时,汪曾祺用的是“热情”,萧乾用的是“认真”。在我看来,这正是花花朵朵里的沈从文展现出来的生命姿态,也是一个午门城下沈从文,不是汪曾祺、萧乾和陈徒手们的沈从文——我们这些读者,在汪曾祺、萧乾和陈徒手的文字中,看到了这些旁观者的凄然,却忘记了“热情”与“认真”的沈从文。

什么是认真呢?沈从文曾两次提及他遇到的两个厨师。第一次是1933年,在挑起京派海派论争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里。文章从他家的大司务老景说起:“这大司务明白他份上应明白的事情,尽过他职务上应尽的责任。做事不取巧,不偷懒,做过了事情,不沾沾自喜,不自画自赞,因为小小的疏忽把事做错了时,也不带着怀才不遇的委屈牢骚的神气”。沈从文盛赞的是,这个厨师“对于工作尽他那份职业的尊严”。1968年,在写《我为什么始终离不开博物馆》,沈从文又谈到了一个厨师:“我总想念在(革大的)政治学院学习经年,每天在一起的那个老炊事员,我觉得向他学习,不声不响干下去,完全对”。沈从文用两个厨师,阐释了人对于自己职业或工作应有的态度,用他的话说来就是“本分”,即我们说的“认真”。如果还要进一步解说这“认真”二字,我们可以用四十年代沈从文对一个银行职员说的话:“忠于职务又肯向上”。(参见《续废邮存底八·职业与事业》)。

1974年,七十二岁的沈从文在给馆长杨振亚的信中,如此言说自己的“午门岁月”:“我放弃一切个人生活得失上的打算,能用个不折不扣的‘普通一兵’的工作态度在午门楼上作了十年说明员”,“留在馆中二十五年,几乎全部生命,都是废寝忘食的用在这样活那样常识的积累上面……”不管是大司务,炊事员,还是普通一兵,都是沈从文生命姿态的一个代名词。《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这本书里收有一篇《无从驯服的斑马》,那是沈从文的自喻。就是这样,只要给他一块土地,沈从文这匹斑马就会奋蹄。离开文坛,走进博物馆的沈从文,“忠于职务又肯向上”,本分认真,以对坛坛罐罐花花朵朵的敬畏,证明了这个职业的尊严,也显示着生命的高贵。

没有“热情”的人,不可能“认真”从事自己的工作。虽然我们无法再聆听沈从文当年午门上讲解花花朵朵,但我们依然能从留下来的文字与图像中,感受沈从文浸淫花花朵朵时生命的热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沈从文晚年口述》,随书附赠一张光盘,我们倒是可以找来,听听沈从文晚年几次讲述花花朵朵时的声音,感受他内心的那份快乐。而且,书中还收了几张1961年他给历博工作人员、美院学生和人艺演职人员讲课和说历史时的相片,虽然有些模糊,但我们依然能看到花花朵朵里沈从文的风采——因热爱而生的热情。

晚年的沈从文,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说起花花朵朵,生命就会自信而张扬。1981年,在湖南省博物馆演讲时,沈从文说:“我深深觉得这几十年生命没有白过,就是做说明员”。这不是谦虚,不是无奈,而是自信:自信自己做了没人做过的事:“我所研究的问题多半是比较新的问题,是一般治历史、艺术史、作考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机会接触过的问题”。在圣若望大学演讲时,沈从文如是说。这也并非夸张之词,午门城下的沈从文硬是在那样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中开辟出了一个新天地——文物世界原本是雅致的古玩字画的天下,沈从文却凝眸世俗的日常用具:坛坛罐罐、唐宋铜镜、丝绸图案……在这些民间工艺的花花朵朵图案里,沈从文给自己的生命找到了归宿,并热情地开出花来,虽然是“逼上梁山”。

中国古代书业有选家,现代出版业有编辑家。《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这本书没有注出编选者的名字,但我们要向这位编辑家致敬——他编了一本真好的书。汪曾祺的代序《沈从文转业之谜》让我们了解一段文坛公案,以及和他相联系的一段历史,我们由此走入沈从文“花花朵朵”里的生命。而且,首篇沈从文的文章居然是1934年出版的《从文自传》的一节,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在湘西当小兵的沈从文与文物世界结下的缘。在湘西王陈渠珍的军部会议室里,有几个大橱柜,橱柜里有书,有字画碑帖,有古瓷铜器……而这些古董,就由沈从文负责,于是我们读到了沈从文这样的文字:“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的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的普遍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也因为这兴味,在不得不离开文坛时,沈从文主动选择——也可以说是回归——回归于古代中国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塑成的花花朵朵,去领略那些用“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副标题是《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乍一看,文物研究和小说世界该隔着怎样的高山大河啊。可是你们看看书里所收文章,看到陌生的花花朵朵,可也会看到熟悉的沈从文的抒情,和他对生命的热爱与领悟——只不过湘西世界变成了古代丝绸、唐宋铜镜和坛坛罐罐上的花花朵朵而已。这些研究文章呈现着沈从文对古人生命与艺术的探寻,也彰显着自己的生命之光。你们读读《抽象的抒情》,那是多好的文字啊!——

“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的死亡”。

不管是陈徒手说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还是我讲的花花朵朵里的沈从文,你们都会看到生命无法凝固的沈从文,他的生命之水依然在文化之河里不绝地流着……流到后世,与后人对话,感染后人,启示后人。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及其背后的历史,你们应该了解;但我更希望你们看到花花朵朵里的沈从文。沈从文的墓碑上写着他自己的两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看看花花朵朵里的沈从文,能启发你们思索“我”——就是每一个我们的自己。生命的遭际难以预料,但我们该怎样面对各种遭际中的生命,并让它像沈从文一样,崇高一些呢……

作者:马俊江,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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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沈从文 文物研究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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