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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的另一张面孔——评欧立德《乾隆帝》


来源: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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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

[美]欧立德 著

青石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5月

在中国,乾隆皇帝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乾隆主政的60年中被推至鼎盛的“康乾盛世”更成为影视戏说取之不尽的题材。国内晚近出版的诸多乾隆传记,则多基于“中华民族”这一文明共同体的构建,来评述乾隆的功过。

相对于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西方国家有关乾隆的论述非常稀少,美国学者欧立德所著的《乾隆帝》填补了这一阙失。欧立德主要研究1600年以后的中国史和内陆亚洲史,因其代表作《满洲之道:八旗与清代族群认同》,而被视为美国“新清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但这本基于满、汉文献和中西相关研究所成的《乾隆帝》,却并非纯粹的学术专著,可以说,此书兼顾了学术研究与大众阅读。欧立德从乾隆登基入手,到乾隆逝世收官,加上单篇结论,分十章来叙述和评介乾隆的生平。其域外人的视角,或许能促使我们换一种新角度,来观照乾隆时期乃至有清一代的政治特征。

在欧立德看来,清朝的统治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满人并未汉化,并且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满族特性。正是这种满族特性的影响,使得清朝的皇帝在不同的族群面前展现的是不同的形象:他是汉人的皇帝,蒙古人的可汗,满人的族长,藏人的文殊菩萨,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行民族隔离政策,致使不同族群无法通过日常交往形成共同的集体认同。这与中国传统史家的结论迥异,诸如钱穆认为清朝作为部族政权,并没有多少制度建设,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袭明朝;何炳棣则强调满族的汉化或儒化,是清朝成功统治的根源因素。从史实层面来看,清朝在历史上第一次成功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或多或少得益于多元化的“复合君主制”;而后清朝覆亡,君主不再,通过皇帝有形的身体建立起来的王朝的同一性也随之消解,庞大的国家便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尽管后继者中华民国依靠《清帝逊位诏书》,勉强在法统上继承了清朝的版图和人口,但对边疆的实际掌控却显乏力。由此而言,欧立德这种有别于“汉族中心观”的新清史观,确实给清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面向。值得深思和警惕的是,欧立德从蒙、回、藏等边疆民族的角度出发,来重新解读固有的“汉族中心观”历史的行为,有一种难言的“去中国化”的意味。

国人对乾隆皇帝的熟知,还得益于民间流传深远的“乾隆下江南”。其中既有传统的政治诉求——希望代表天命的皇权能够有效地规范官僚的权力边界,又有现代以来消费主义兴起的成因——连古代的皇帝在某些时候都想摆脱日常政治的束缚,活在当下的普通人,也不免对庸常生活之外的闲游心存展望。而在传统文官集团的话语叙事中,皇帝离宫巡游多是为了享乐,与其为了一己之私而浪费人力和物力,不如将这些财力储备起来,以作未雨绸缪之用。

《乾隆帝》则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欧立德认为,乾隆的巡游诚然有个人兴趣的所在,但更多的是为了维护王朝的统治。如去山东曲阜,是为了尊重汉人的固有习俗,同时彰显自己是儒家传统的继承者;去山西五台山,是因为该地是文殊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这既赓续了千年礼佛的传统,又有利于提升藏人的认同感;去承德,是为了接见蒙古和西藏的政教首领,处理西北的政务;去盛京,是传承满人的尚武传统,加强族群认同。在乾隆的巡游中,耗时最长、耗资最多且最为人熟知和诟病的,无疑是六下江南。欧立德引用数据统计——江南地区的财赋和士子在全国中所占的重大比例,论断乾隆下江南是为拉拢汉族地方精英。乾隆视察江南地区的皇家作坊和召见地方大员,以加强对最富庶地区的统治;巡防水利工程并了解当地的民情,让江南的百姓熟悉自己,毕竟,满清入关初期,江南曾对清军进行过激烈的抵抗。在后人的观感中,乾隆此举是铺张奢靡,欧立德的结论是,乾隆六次南巡诚然耗资巨大,但相对于当时国库收入来说,似乎尚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国人对于乾隆的另外一个印象,是大兴文字狱。在很多人看来,乾隆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目的是搜寻和销毁所有遗留下来的反清著作。焚书以及对被疑有反清思想的人的普遍迫害行为,使乾隆被后世视为一个敏感、严酷的专制君主,其行为造成了一种恐怖的局面,压制了思想的创新,使得中国的思想进程发生了偏离。

欧立德则认为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初衷远远比这些要复杂得多。首先乾隆希望自己能够在儒家圣人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每一个信奉儒学的人的终生追求,身为皇帝的乾隆也不能免俗。其次乾隆想借此来增加自己的藏书,如同对待作诗、绘画和书法一样,乾隆对于图书收藏也有极大的热情。为此,自登基以后就反复下旨征集稀世书籍,谕旨引起了官员的关注和议论,有人提出重修《永乐大典》,这一提议深合乾隆之意。第三个目的是为文人提供精准的文本。许多有名的著述由于经过几代人或是不同藏书楼之间的传抄,往往出现许多错误,还有一些书籍已经出现了腐蚀,严重影响了时人的习读。而在《永乐大典》的基础上编纂《四库全书》,都经过博学之士的仔细甄选,足以使文本恢复原有的面貌。这是《四库全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对传统经典文本的理解正确与否,将会导致道统的纷争,而通过给皇帝提供权威的版本,便可一劳永逸地解决争议,其中当然有树立正学,罢黜“异端”的成分。

欧立德认为,如果就此认为乾隆的初衷就是想通过编纂《四库全书》审查经学的发展,这是有失公允的。许多不公平的判罚确实是打着朝廷的旗号进行的,而且也有大量图书被销毁,但这并不能说明早期的审查得到了乾隆本人的授意。1780年时曾经有人上奏提出这种建议,但遭到了乾隆的拒绝。尽管后来事态的发展激发了乾隆的报复心理,但底层官员的热情和野心以及地方士绅的琐碎纷争也应该承担同样的责任。从乾隆早期反复下旨征集稀世书籍反应寥寥,到后期无力限制文人通过玩弄权术互相坑害的事实,可知即便是强势的帝王,皇权也并不是无限的。欧立德这一迥异于传统历史研究的结论,或许有可商之处,但也值得我们反思,现代以来的线性进步史观,让我们对历史进行了不少建构性的解读,而这些解读因为缺乏参照系而显得单一化简单化。而欧立德塑造的“陌生的乾隆”的形象,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一个历史时段的重要特征,从而产生新的历史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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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凯汶]

标签:乾隆 历史 清史 海外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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