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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建飞:评欧立德《乾隆帝》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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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乾隆帝》

新清史与传统史学的分歧的产生,纠集于导致清朝成功统治的根本因素。以何炳棣为代表的传统史家强调满洲人的汉化或是“儒化”,以及历代异族统治入主中原后对正统的争取。然而在新清史看来,此举并不能真正说明清朝的成功,尤其是在内陆亚洲统治的成功。他们认为,满洲人并未汉化,而是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满洲特性。正是这种满洲特性的影响,使得满洲统治者在不同的族群面前展现的就是不同的形象。欧立德在书中清晰地给我们描绘了乾隆的多面像:在汉人面前,乾隆是儒家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在满洲人看来,乾隆则是他们的圣主;对于蒙古人而言,乾隆就是他们的大汗;在讲求政教合一的藏人那里,乾隆将自己饰为智慧菩萨即文殊菩萨的化身。(pp.71-78)实质上,套用新清史的反对者何炳棣的“正统”观念,清朝统治者的这些不同形象显然是服务于其追求在边地民族那里的正统之所需。

对满洲民族特性以及乾隆多面像的描述和强调,实质上反映出了新清史学者的如下考虑:第一,对清朝及其历史的重新理解。与以前的“汉族中心观”的史学观不同,新清史很重视对内陆亚洲边疆诸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的研究,或者是他们希望从这些边疆民族的角度出发重新去理解原来的“汉族中心观”的历史。其实,这与二十世纪前半叶日本兴起的东洋史中对蒙、回、藏等边疆民族的重视有某种程度的相像,只不过,当时的日本的东洋史学是为了适应日本的政治所需,意在指出中国只是汉人的中国,在地域上只是长城以南的中国。如今的新清史显然并没有这样的政治意义。但是,二者无疑都存在一种“去中国化”的意味。因此,新清史学者更愿意将清朝称为满洲帝国(Manchu Empire)或是内陆亚洲帝国(Inner Asia Empire)而非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第二,强调清朝的多元文化和民族政策。相对于历代汉家王朝,清朝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内陆亚洲边疆地区的成功统治。清朝在历史上第一次永久性地成功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威胁,而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多元化的统治政策。清王朝不仅在其统治阶层中成功接纳了各个主要族群的精英人物,而且,对于内陆亚洲诸民族地区,清朝采取了迥异于在汉地的统治政策,保留了各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维持了他们的统治传统。清朝皇帝在各个主要族群面前体现出的不同形象,实质上就体现出了这种多元文化、多元民族政策的考虑。且不管清朝各帝王对各民族文化和宗教是否真的信奉,事实上,我们终究也无从得知满洲统治者究竟相信什么,但是,清朝统治者做出的这种姿态(无论是一种策略性的伪装,还是真实的体现。在欧立德看来,乾隆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是真实的。他在书中指出,乾隆地宫的墙壁上雕刻着精美的梵文,却没有任何的满文和汉文),显示了他给予了那些边疆民族的信仰以必要的尊重,这显然与传统汉人王朝以优越的儒家文化自居而贬抑非汉文化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就此而言,清朝的这种多元统治是成功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的五个主体民族中,乾隆并未能成功树立起在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心目中的形象。经历了康、雍、乾三代,乾隆中期,清朝最终底定新疆,重新确立了中原王朝在新疆的统治,也是几百年后,中国再次进入了一个与伊斯兰文明的直接和长期的交流的新时期。但是,相比对其他内陆亚洲民族地区的统治,乾隆却一直未能成功地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管理和引导他本人和清朝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对于其中的缘由,目前并无明确合理的解释。欧立德对此的阐释非常有趣而又较为合理。他通过对乾隆精神世界尤其是乾隆对佛教、儒教以及西方艺术的强烈兴趣的探索,认为也许是因为乾隆对伊斯兰文明缺乏相似的好奇,另外,也许是他觉得作为统治理念来说,伊斯兰教缺乏足够的适应性,因为对于任何统治者而言,如果想作为伊斯兰教的庇护者,并从中寻求政治利益,就需要改变其原来的宗教信仰。但是显然乾隆并不想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虽然乾隆无法取得在伊斯兰世界的正统形象,但是,为了维持对新疆穆斯林的统治,乾隆还是寻找到了一些进入伊斯兰世界的途径:其一,乾隆将一个后来颇具传奇色彩的维吾尔女子纳为他的妃子,即容妃(世人最为熟知的香妃),乾隆对于容妃及其家族的敬重加强了乾隆和维吾尔人之间的联系;其二,乾隆对维吾尔穆斯林宣扬宗教宽容,宽免他们的税收并对其予以资助;其三,乾隆命人编纂了包括维吾尔语在内的各种清朝主要族群文字的词典,而乾隆本人也学习了一些维吾尔语(欧立德在书中则认为乾隆并不懂维吾尔语。清朝统一新疆后长达六十年的和平局面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乾隆这种政策的成功。但是,道光以后新疆不断爆发的骚乱也标志着这种政策的失败。

欧立德笔下的这些体现在乾隆身上的这些不同形象,实质上反映出的是乾隆不同于历代儒家君主的统治观和天下观。历代儒家君主总是试图教化所有民众,而乾隆的天下观则是以满洲皇室为中心,维持帝国范围内五个主要族群的相对的文化独立性和平等,正如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在其《嘉峪关外》(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所阐述的那样。当然,米华健也指出,这种平等可能只是理论上的平等。不管怎样,欧立德笔下的新清史学者视野中的乾隆的多面像,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对于理解乾隆及其时代的统治,都具有一定的冲击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乾隆的这些形象实质上反映出的是他对满洲皇室或是个人的一种过于自我的强调,如欧立德以西师为例所指,从乾隆帝的角度出发,并不是“中国”征服了新疆:是他征服了新疆。这种扩张是要宣扬乾隆的声誉,去展现清朝王室及其臣仆的事业也是上天的事业。这就暴露出一个问题,即乾隆实际上是要展示和强调自我的形象,而非国家。这必然会削弱这些内陆亚洲诸民族对清帝国的向心力和认同。也就是说,一旦清帝所饰演的这种角色在各个族群面前破裂,那么,必然影响到国家对它们的统治。清后期,边疆地区变乱频仍,尤其是二十世纪外蒙古脱离出中国,与清帝的这种多元政策和多面像是有一定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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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凯汶]

标签:乾隆帝 历史 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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