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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座山峰,一种现实:读长篇小说《缥缈的峰》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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缥缈的峰

孙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

好的小说家,不单单要有高超的技艺,更要有一颗勇敢的心。有时候,后者比前者显得更加重要。技艺属于“身外之物”,可以经过后天习得。而后者属于个人秉性,显得尤为稀缺。人生活于世,所要遭遇的事情何其多,所要面临的困境何其多。贝索斯言,聪明是一种天赋,善良是一种选择。“选择”一词极妙,赋予行动强大的力量。善良是种底线,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论及,沉默是保持人性的一种方法。所以,面对茫茫历史,善良是在坚守底线,而勇气则是主动出击,是反思历史。历史有何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孙颙在长篇小说《缥缈的峰》中,试图弥合的正是现代史里的巨大裂缝。

加拿大的圣伊莱亚斯山脉与中国的西藏高原,两者遥遥相望,中间隔着浩渺的太平洋。在小说叙事中,生活于加拿大的成方是一条线,生活在上海的崔丹妮是另一条线。两人本是夫妻,两人之间相隔的是太平洋,更是沉重的历史。夫妻两人本是军人,成方出生于小知识分子之家,而崔丹妮家庭显赫。两人的结合是男才女貌,但婚后却摩擦不断。成方的出逃有崔丹妮给予他的压力,但崔海洋借他行枉法之举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成方在泰国当古董店小二时,认识了后来的生活伴侣沙丽。沙丽是加拿大华裔,身上背着沉重的历史,祖父作为清末的外交官,心怀故国。成方离开后,崔丹妮执意生下她与成方的孩子———吴语。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童年时承受了许多的伤害。随着生活的变迁,崔丹妮的性格也为之一变,从骄横的大小姐变成一心向佛的教徒。

圣伊莱亚斯和西藏高原,其指向当然不局限于自然界。它们是巨大的隐喻:在成方那里,西藏高原是不可断绝的乡愁;而在崔丹妮那边,圣伊莱亚斯便是沉重的历史。两座山峰的指向,其实是一致的。在小说里,孙颙生怕读者误解这巨大的意象,多处把山峰与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在小说开篇,映入眼帘的是“千山鸟飞绝”的万里雪野,这是远离尘世纷争的世外桃源,也是孤冷之地。在这样的地方,遥想着故国风景,乡愁之深可想而知。若说我们在成方的身上看到的是历史的哀愁,那么在崔丹妮身上所显现的则是现实的残酷。她的改变肇始于成方的逃遁,执意生下吴语之后,体会了一番世态炎凉———哥哥崔海洋勾结小流氓,使她受尽了侮辱。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崔丹妮的眼睛去看上海这座城市,或者说中国这块土地的沧桑巨变。崔海洋的咄咄逼人、赖一仁的坚守、俞小庆的贪婪与脆弱,皆是生长于此。人性的荣光和不堪,交汇在一起。事实上,不管是成方还是崔丹妮,无论是追溯过去还是面向未来,急需面对的,还是当下赤裸裸的现实。成方重新踏上故土,崔丹妮试图在佛祖那里寻找到答案,都是为了回答最迫切的现实问题。

在我看来,《缥缈的峰》是一部探讨历史问题的小说。成方是加拿大的圣伊莱亚斯山脉,崔丹妮便是西藏高原,两条线辐射出来,各自开出厚重而繁杂多样的篇章,尔后又两川归流———洪荒历史,弥合在一起。这是孙颙技巧娴熟之处。在小说中,无论是沙丽、成方,还是崔家兄妹、赖一仁,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成方、崔家姐妹、赖一仁都经历过“文革”,他们的态度,亦可算是对待历史的几种典型态度:成方是逃离出去;崔丹妮深觉自己带有原罪; 崔海洋作为加害者,却无反思的意识;赖一仁是作为受害者的形象出现的; 而远在加拿大的沙丽则跟他们不一样,她身背的历史更加久远,变成了一块心结; 而成长于新时代的吴语,是一个人物,也是一个象征。吴语,即是无语,是崔丹妮一怒之下所取的名字,是对娘家和成方的愤怒,也象征着她那一代人对历史的沉默。

人生于世,行走于大地,往后看是历史,往前走是未来。现代史厚重又敏感,书写它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技巧,更需要勇气。一个国家要往前走,必然要厘清历史问题。

不过,小说终究是和历史截然不同的文体。小说的世界或许没有历史的深刻、纵深,但是它更为广阔、多样。所以,在《缥缈的峰》里,孙颙对于历史的关注和思考只是山峰的一个侧面。我们说起一部小说的好坏,有个基本的判断原则,便是这部小说所呈现的世界是否复杂,它的指向是否多元,它的人物是否饱满,孙颙的《缥缈的峰》满足了这样的要求。他对历史的思考,对市场的关注,对现实的捕捉,都体现了相当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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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凯汶]

标签:历史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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