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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古代中国 ——读《治大国: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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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大国: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

《治大国 : 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

熊逸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5月

中国古人实在是很有智慧的,许多俗语都极富辩证思维。比如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可俗话又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俗话说,有仇不报非君子;可俗话又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俗话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俗话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凡此种种,既矛盾又统一,怎么说都对,怎么说都不对,全看因人因事而异,因时因地制宜。

首读熊逸作品《治大国: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这种辩证感尤为强烈,书中这种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四、连续性否定再否定的叙述方式,以及开放式探讨、不作定论的思辨精神,给人印象非常深刻。这一特点当与该书的选题和作者的立场紧密相关。其一,该书的选题聚焦于正义问题在古代社会里的复杂呈现,讨论的是古人所面临的伦理上的两难困境,具有多面性。其二,作者自己不预设立场,也希望读者不预设立场,作者只是一一陈述古人对某些问题的不同观点及理由,是非曲直则留待读者掩卷再思。

先以“大义灭亲”的话题为例。现在对该成语的通行解释是,为了维护正义,对犯罪的亲属不包庇,使之受到应得的惩处。这显然已具有褒奖的含义。可是在古代中国,这是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作者认为,儒家鼓励犯罪者的亲属包庇罪犯,也同样鼓励受害者的亲属不经执法部门而手刃大仇。赞成者认为,大义灭亲是以国法为先,如铁面无私的包公斩了自己寡嫂的独生子,其高风亮节传唱至今。反对者认为,杀亲是灭绝天伦、泯灭人性的行为,杀亲者是不值得信任的,尤其从作为统治者的角度,一个灭绝人伦的天子会给天下带来更大的灾难,倘若我们纯粹以公利来评判政治人物而不计其私事的话,我们的公利反而会遭受更大程度的损害。因此,最终反映在历史上,几乎同类型的行为,有的被定性为“大义灭亲”,有的却被界定为“灭伦背义”。正义性究竟何在?

再说说“法律条文是否应向全社会公开”的问题。今天,公开、公平、公正几乎是所有立法和执法活动都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政府执政的基本理念之一。不仅正式的法律条文向全社会公开,而且很多法律条文草案甚至在纳入立法规划时也向全社会公开,作为广泛征集民意的方式和途径。但是,在古代中国,法律条文向社会公开并不是像现在这般斩钉截铁,相反,遭遇的质疑不在少数。理由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儒家理想的政治是不治之治,理想的法律是无法之法。以判案而论,既不需要完善的成文法依据,法官也不需要精通法律,精通法律条文被认为是舞文弄法的俗吏风格。法网愈密,钻空子的机会也就越多,打赢一场官司的关键不在于谁掌握了更多的正义,而在于谁更善于利用法律条文。当法律条文成为国人的生活准绳之后,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传统礼法秩序必然会被打破。这当然是从维护礼治的角度而言的,首先它承认礼治是一种有效的国家治理方式。从今天来看,法无定法早已是专制集权的象征,再也不能堂而皇之地作为驭民之术了。

上述两例仅仅是该书诸多话题中的一二,此外,还涉及法律面前是否应该人人平等、特权制度是否应该受到表彰、敌人阵营里的起义者是否应该受到我们热情接纳等趣味盎然却又发人深省的问题。全书读完,不仅让我对古代中国的治理方式和社会秩序萌生了“同情的理解”,而几近对古代中国的重新发现,更令人深感国人理性精神之亟需,以及向法治转型的艰难。

首先,如作者所言,这些貌似简单的问题,但认真听过他们的理由之后会有一些深思熟虑后的真知灼见。可是,浮躁的社会氛围之下,以致富炫富为所谓成功标杆,我们有耐心认真思考吗?有耐心看到事情表象后不急着下结论吗?有耐心听到一种意见后再听听另一种不悦耳的声音吗?这不仅是涵养和雅量的问题,根本上是理性精神的缺乏,但凡媒体报道一事,基本不问事实真相,总是以身份标签来定是非,官民相遇,说官不对;贫富相遇,责富不是,这样的现象还少吗?结果呢,客观真相是什么,在乎的人倒不多了。媒体简单报道,我们就片面理解,理性精神匮乏至此,自己头脑充斥他人内容,真叫人情何以堪。

其次,长期沉浸在礼治秩序中的古代中国,自然而然形成了“厌讼”的传统,社会治理的目标之一就是“无讼”,打官司是伤和气、丢脸面的事情,无讼才意味着真正的社会和谐。传统就像一列飞驰的列车,虽然猛踩刹车,速度剧减,但惯性的力量仍足以使其在原有轨道上持续长距离地行进。久远的“无讼”传统也是如此,它延续至今。比如有些老人尽管受尽子女冷落,却仍极不情愿寻求法律救济。为何?子女如此不孝,掩盖还来不及,哪还有脸面上法院呢?长达两千年的礼治传统,仅仅一百多年的法治探索,无异于天壤之别,要完成转型谈何容易,绝非朝夕之事,必定长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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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凯汶]

标签:治大国 历史 思想 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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