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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的开端:储安平生平与思想再审视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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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主办《观察》,虽然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为立场,其用意却从来不在于争取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是认为个人的自由可以促进国家的良性发展……储安平所说的自由,常常只是停留在喊口号阶段,真正让他痛心疾首的,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作为近代中国著名报人、社会活动家,储安平留下了大量论著。其生前出版的著作有:《给弟弟们的信》、《说谎者》、《英国与印度》、《行政院与英国内阁之权责比较》、《英人•法人•西班牙人》、《自由、平等、权利与义务》、《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玛纳斯河垦区》、《新疆新面貌》等。近年,《给弟弟们的信》、《说谎者》、《英国与印度》、《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采风录》、《新疆新面貌》等都曾以不同形式再版。经后人整理出版的著作有: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1998)、韩戍编《欧行杂记》两种。2011年,张竟无编《储安平集》出版,该书未发掘任何新资料,与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内容雷同,无甚参考价值。近期出版的《强国的开端》,选录七十篇储安平佚文,可以说是继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最重要的储安平研究资料。

《观察》之外的报刊活动

由于资料限制,目前关于储安平报刊活动的研究,主要局限于《观察》时期。对《观察》以外的报刊活动,几乎处于未知的状态。实际上,作为资深报人,储安平在《观察》之前主持过的刊物至少有《光华周刊》、《中央日报•中央公园》、《中央日报•文学周刊》、《中央日报副刊》、《文学时代》、《中央日报•平明》、《新评论》、《力报(桂林版)》、《中国晨报》等。储安平亦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强国的开端》收录了发表在这些报刊上的大部分文章,连贯而完整地呈现出储安平一生的报刊活动。

储安平最早主持的刊物是《光华周刊》,时间是1928年。这是上海光华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刊物,储安平曾担任副主编、主编。在《光华周刊》中,储安平已经初步表现出独立的编辑思想:“他所说的乃是全体同学之所要说的,他所批评的也是全体同学之所要批评的”。他认为刊物应该对学校构成一种督促,反对歌颂式的办刊原则:“有许多人会利用刊物,形成他们自己做走狗的一种工具,他们的方略是绝对妥协,他们的手腕乃是对当局予以一种歌颂般拍马,而他们的思想是落伍……他们会将刊物形成为一种学校里的点缀品、装饰品、消耗品,而毫无需要它存在之意义。”这种办刊理念竟然与二十年后储安平主办《观察》时完全相同!

储安平第一份正式的编辑工作是《中央日报》。1933年夏,他进入中央日报工作。1936年夏出国留学,仍担任特派记者,为报社采写国际新闻。1938年初,储安平回国,继续任职于《中央日报》并担任主笔。1939年夏,离职。粗略计算,储安平在《中央日报》先后服务六年时间。《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党报,储安平则在政治上持超然立场,他以何种态度对待这份工作?《强国的开端》收集了储安平任职于《中央日报》时期的主要文章,并收录了一篇他对这段经历的回顾。从中可知,储安平始终以一种技术员的身份,力图言论中立,不受政治干涉。不过,由于1930年代的内忧外患,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被视为领导中国抵御外侮的希望,储安平在很多言论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和官方话语保持一致。

另一段不为人知的是储安平担任《力报(桂林版)》主笔时期的言论。《力报》时代的储安平,才开始真正谈论自由、民主、宪政,批评政府。这种转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英国留学时期,对英国的自由宪政耳濡目染,认识逐渐加深;二是抗战胜利在望,国内民主运动高涨,知识分子从过去的拥护国民党抗战,转变为普遍争取民主的斗争。作为与国民党中央党报渊源甚深的主笔,转而变成一个激烈批判政府的独立报人,侧面说明了政府的不得人心,已经到了一定程度。

真知灼见与认识误区

从《强国的开端》中,可以完整看出其思想转变与言论渐次成熟的过程。《光华周刊》时代,储安平只是一个热爱文学的学生,行文拖沓,见识一般,并未显露出过人的才华。甚至在主持《中央日报》副刊的前期,亦未见显著进步。不过,此时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储安平从“观察文坛”转向“关注社会”,开始对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现实问题感兴趣,并试图与胡适、傅斯年等平津主流学人对话。英国留学期间,经过一年半的刻苦攻读,储安平的认识和阅历逐渐加深,归国后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发表于《新评论》、《新经济》、《力报》等处的很多文章,都显现出一种宏大气象,有些甚至在大后方传颂一时。

其中比较成熟的作品当属写于抗战后期的《我们对苏联修宪案的看法》。抗战胜利前夕,苏联决定修改宪法,将外交权和建军权赋予苏维埃的十六个邦。同时担任《力报》主笔的欧阳敏讷在社论中认为,这是苏联试图打破外交孤立,尊重各邦独立,希望融入国际社会的表现。储安平不同意此种见解,认为苏联的举动,无非是希望保存实力,将军队分散到中央具有绝对控制权的十六个邦,以逃避战后的裁军;允许十六个邦拥有外交权,亦使苏联在国际社会上增加了十六个支持单位。储安平预测到,苏联在战后有称霸世界的野心,认为二战胜利并不意味着世界大同,各国之间仍然可能会剑拔弩张,试图求均势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从事后来看,此种认识无疑相当准确。

当然,储安平的文章并非处处都是真知灼见,也会有所失误,如近两万字的《中国行政院与英国内阁比较》一文。这是储安平文章中少见的学术作品,他根据对英国政治的深入了解,条分缕析地探讨了中国行政院与英国内阁的异同,在当时颇有新意。不过,在储安平看来,行政院只是一个执行机关,真正掌握政治实权的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此种认识或许是一种皮相之论。今天的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央政治委员会虽然是法理上的最高政治指导机关,但其职能和地位却很虚,所谓中央常委若未兼行政职务,只是无权无势的闲职。与其说行政院一切对党负责,不如说对蒋介石个人负责。而且,从各种档案、报刊、日记、回忆录中可知,行政院的职责极其繁重,决非橡皮图章,各部部长更是拥有举足轻重的权力。储安平过分注重“以党治国”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党治之下行政运作的实际。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一直以来,研究者都将储安平视为自由知识分子,甚至将其奉为继胡适之后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一般读者心中,此种定位亦已经根深蒂固。随着认识的深入,研究者已不满足笼统含混的“自由主义”概括,认为储安平实际应属于自由主义中的社会民主主义一脉,崇尚政治民主加经济平等。还有研究者对储安平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进行反思,认为过于急功近利,其忽视了中国语境,非但无法实现,反而加剧了近代中国思想的激进化。总之,所有的认知,几乎都在“自由主义”的问题意识下进行。

然而,从早年的储安平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很少谈到自由主义,反而大部分文章都是在鼓吹民族主义。1929年,他就曾写文章呼吁,要纪念双十节,勿忘五卅、五三,要打倒帝国主义的压迫,集合全国之力与东西方列强誓死抗争。《中央日报》副刊时代,储安平基本站在国民党官方立场,赞扬新生活运动、肯定领袖崇拜,对地方经济割据予以批评。采访柏林奥运会期间,储安平竟然对希特勒的国家动员能力大加赞扬,赞扬纳粹精神,将德国冲破扩军备战的行为视为“伟大解放”,呼吁中国以德为师。这种认知在当时的知识界并不独特,但出自后来被捧上自由主义神坛的储安平笔下,仍然足够让人惊讶。至于抗战前期,储安平更是将报刊当成宣传民族主义的园地。他的一个显著的观点是,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痛仍不够深,他呼吁战事延长,以足够的苦痛洗涤一切民族劣根性,构建新的民族国家精神。

实际上,即使是《观察》时代亦是如此。他主办《观察》,虽然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为立场,其用意却从来不在于争取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是认为个人的自由可以促进国家的良性发展,将办刊当成一种“言论建国”的工作,希望能够“挽救国运、振奋人心”、“替国家培养元气”。从《观察》的字里行间,我们也可看到,储安平所说的自由,常常只是停留在喊口号阶段,真正让他痛心疾首的,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研究者一直不理解,为何储安平明知在国共两党的统治下存在着自由的“多少”和“有无”之别,仍义无反顾倒向中共?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回答。在储安平的思想中,相对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并不占有何等重要地位。当他意识到国民党无法将中国引向复兴之后,很快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主动投奔北平,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放弃“影响思想的工作”,兢兢业业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所谓“自由”未必是理解储安平一生思想的关键词。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所谓储安平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究竟如何,还需要重新讨论。本书选取抗战时期储安平为《新评论》撰写的发刊词《强国的开端》为书名,实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此书,看到一个“自由”之外更为复杂的储安平,对其生平与思想有某种更为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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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媛]

标签:储安平 编辑 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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