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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古吉:非洲的西西弗斯有另外一部辉煌的历史


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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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古吉,肯尼亚作家。用英语和吉库尤语写作。生于利穆鲁一农民家庭。上世纪80年代因作品被拘留一年,获释后靠写作为生。1962年发表剧本《黑隐士》,提出独立国家的知识分子是继续隐居,还是投身社会的新课题,从此登上文坛。长篇小说《孩子,你别哭》以肯尼亚独立运动为背景,获1965年黑人艺术节奖和东非文学奖。1981年发表《狱中日记》。其他长篇小说还有《一粒麦种》《一河之隔》等。此外,还写有不少文学评论。

乍一看,日记以及日记书写,纯粹是个人性的。但整体看,日记及日记书写,也表现出丰富的文化性。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日记表现出或被赋予不同的特点。 据勒热讷(Philippe Lejeune)的调查,在法国,日记写作似乎是少女的心灵低语,因为在回应勒热讷调查的众多日记撰写者中,近八成是女性,而且这八成女性的年龄都集中在18岁至22岁之间;在天主教文化中,日记写作似乎是一种有罪的行为,因为它隐含着自傲的态度;而在清教或东正教文化下,日记却得到了正面的评价,把它当做一种反思自我的途径,也是“生命的储蓄所”;中国一些日记家/文学家,把日记当做记录日常小事的文体。不同语境中,日记折射出不同的光彩。

在非洲某些作家的观照下,日记呈现出了独特的“黑土地”色调:重塑民族身份。身份问题和日记文体,是非洲文坛的两大热点。深受殖民之苦的非洲民族,一直在苦苦重寻自己的身份。黑人性、非洲性等思潮、主题在上世纪占据了黑人/非洲的视野。这一热点的体现,便是很多非洲政治家、文学家或普通人都很喜欢写传记。日记作为传记文体的一个分支,也备受热捧,尤其是文学家。北非女作家萨达维、南非诺奖得主库切、西非诺奖得主索因卡、东非肯尼亚作家恩古吉,都写了不少日记。非洲作家把日记作为一种重塑民族身份的途径。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的《被拘:一个作家的狱中日记》(Detained: A Writer’s Prison Dairy)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狱中书写、政治羁押,这些特殊的背景和遭遇,使得恩古吉在日记中所记录的,是殖民时代以来肯尼亚整个国家的抗争史,以及这个大语境下的个人遭遇。这两部分历史涉及三个人群:独立前的英国殖民者,独立后的新政府,以及贯穿始终、为真正的独立而不断奋斗的民族斗士。恩古吉对这三个群体的叙述,体现了他对他们的独特认识:天堂里的寄生虫、复活的拉撒路(Lazarus),以及奋斗不止的西西弗斯(Sisyphus)。通过对英国殖民者、新政府的揭露,对肯尼亚爱国人士斗争史的叙述,恩古吉重新构造了肯尼亚民族的身份:屡败屡战的西西弗斯。

英国殖民者:天堂里的寄生虫

“天堂”指的是富饶美丽的肯尼亚;“寄生虫”描述的是英国殖民者以肯尼亚文化/生活/资源为基础,通过对之有意无意的负面消化使自己成长、成功、获取成就的行为。恩古吉从文学、科学、经济三个方面,指出英国殖民者的寄生性,进而撕破了他们在肯尼亚人面前保持的先进文明启蒙者的形象。

1976年,恩古吉同黑娜曼出版社签约,答应撰写一部作品,描写肯尼亚欧洲殖民者的生活情形。因为在恩古吉看来,虽然这些殖民者给肯尼亚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痛,但他们“依然是肯尼亚历史的一部分”。为了创作,恩古吉查阅了大量殖民时代的旧报纸、殖民者对昔日生活的回忆录等。费尽周折之后,恩古吉却发现写不了这样的作品,因为:“对他们社会生活的描述,必然要包括有关文化的内容。而到那时我的所见所闻使我确信,一个德库拉式(Draculan)的懒惰阶级,是永远不可能创造什么文化的。因为在肯尼亚的殖民者就像天堂里的寄生虫。”

“文章憎命达”,恩古吉认为,殖民者的创造性早已随着安逸的生活飘逸而去了。肯尼亚富饶的资源和美丽的自然,以及对土著的奴役,使他们感受不到物资的匮乏或劳作的艰辛,要做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抑或打猎醉酒、打情骂俏,而不是任何“体力或脑力的运用”。这就谈不上什么创造,更不要说创造性了。因此,在恩古吉的笔下,为欧洲殖民者所乐道或推崇的文学作品,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价值。比如,广受赞誉的《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在恩古吉看来,无非是卡伦·布里克森(Karen Blixen)对肯尼亚/非洲的生活毫无逻辑、可笑滑稽的记录,是她为了迎合西方读者以便获取成功的荒唐行径。为了说明这一点,恩古吉对《走出非洲》所记录的一件事情,进行了“证伪”。

这是一件关于布里克森的非洲仆人之死的事情。根据布里克森的叙述,因为骑了主人的母马而遭受主人的毒打,并被关押起来。晚上,受伤的仆人“晃来晃去,喊道:‘我死了!’然后就死了”。布里克森为非洲人这么“神奇”的意志力而赞叹,认为非洲这块“暗黑之地”充满了神秘色彩,而这正是西方人对非洲/黑人的偏见。

可恩古吉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对此事进行了还原,认为仆人当时说的“Nataka kufa”,翻译成英语应该是“我就要死了”或者是“我不行了”,是仆人对自己伤重而不久于人世之状况的客观陈述。他死不是因为自己想死的“神奇”意志,而是主人/西方殖民者的戕害,布里克森的理解是在利用肯尼亚“文化”招揽读者。

通过对考古学家李凯的批判,恩古吉还揭露了西方某些科学方面卑劣的寄生行为。李凯考古的重要成就,是证明了人类生命最早的起源。而这一发现的基础,是他在东非大地上的考察。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在肯尼亚刨出来的非洲人头盖骨,就没有李凯的成就。非洲的尸骨是英国人科学成就的基础。可是,即便如此,李凯仍对活着的非洲人痛恨不已,写了两本探讨如何消灭非洲人为争取独立、尊严等基本人权的民族运动的书。

虽然寄生者的原创力不足,但其寄生的手段却似乎层出不穷:或武力强侵、或诡计巧夺、或宗教麻痹、或文化洗脑,不能直接攫取时,便通过代理偷运。欧洲殖民者的统治被推翻之后,他们采取了最后一种方式,来继续自己的寄生生活。这便是恩古吉所谓的被“复活的拉撒路”,即独立后的肯雅塔政府。

新政府:复活的拉撒路

拉撒路,是指放弃抗争后被欧洲殖民势力免除死刑的肯尼亚叛徒,他们是新殖民势力在肯尼亚/非洲的木偶/代理人。恩古吉从政治、教育、宗教、文学等方面论述了新政府复活的拉撒路这一形象。

获得殖民势力的支持后,资产阶级窃取了革命果实,叛国弃民,成为欧洲资本主义新时代的幽灵和代理人。除了忠贞不二地维护欧美资本主义的利益之外,就是亦步亦趋地模仿殖民主义文化,浑身散发着腐朽的恶臭。政治上,他们沿用殖民主义时期的恐怖统治,用监狱甚至暗杀等暴力手段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教育上,他们沿用殖民主义时期的愚民政策;宗教上,他们依然高唱“要信仰,要服从/因为想在耶稣那里获福/没有其他路可行/除了信仰和服从”,号召大家要追随耶稣;语言和文学上,他们继续推行压制非洲语言文学的做法,巩固英语语言文学的地位;日常生活中,他们狂热地模仿欧美,打猎、泡吧、胸戴玫瑰花。以至于恩古吉深深怀疑肯尼亚的独立,悲叹道:“殖民地的拉撒路从死人堆里复活了:这个我们近代史上死朽的幽灵,每天都在卡密提监狱里纠缠我们。”

最典型而生动的例子,莫过于新政府的总统肯雅塔。曾经,肯雅塔为了肯尼亚的独立自由不断奔走呼号,疾言厉色地批评英国的殖民主义,甚至在拒绝英国殖民势力的招降后锒铛入狱。但经过10年牢狱之灾,肯雅塔变了:铮铮铁骨,成了银样镴枪;昔日要推翻英国统治的人,开始道歉、低声请求殖民势力的宽恕,甚至让殖民主义势力继续“耕耘”这片土地:“如果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你们要原谅我……我们想你们留下并耕耘这个国家。”

肯尼亚:斗争不止的西西弗斯

面对寄生者的敲骨吸髓和拉撒路的卖国弃民,肯尼亚的劳动人民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抗争运动。恩古吉曾在狱中发誓,为了保持自己的人性,保持自己思想和情感不被打败,他要坚持写下去。并且,他所写的,不管是政治、科技、历史、地理、日常生活等任何题材;他所用的手法,不管是寓言、象征、意识流、内心独白、闪回、描述、叙述、讽刺、联想,都是为了“人民”斗争的延续。

说到肯尼亚人民的抗争时,恩古吉悲怆但自豪地说:“非洲的西西弗斯有另外一部历史,一部美丽的历史,一部辉煌的历史,绝大多数肯尼亚人民都是这部历史最好的证明。”

《狱中日记》的写作主体及直接原因,虽然是恩古吉本人及他的被捕,但他却反复强调,这部作品的写作和发表并不是出于个人恩怨,并将其所涉及的人群进行了阶级划分。他说:“我同他们之间的诸多分歧,既不是私人的也不是个人的。这些分歧是意识形态的。这些人把自己看成是某些特定社会力量的代表;而我把我自己看成是其他力量的代表。因此,我试着把拘役当做一个社会性、政治性以及历史性的现象来讨论,而不是把它看做我同一些个人之间的私人事件来讨论。”

为彰显此意,恩古吉甚至在自己的日记中,选入其他人的一封书信作为旁证,说明书中所记之事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遭遇。否则,“这就成了我一个人的怨怼牢骚”。换句话说,恩古吉的斗争不仅仅为了个人的自由、尊严,更是为了民族的自由和尊严。恩古吉就是肯尼亚民族斗士序列中的一员,和他们一样,是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西西弗斯。为了刻画这个屡败屡战的西西弗斯群体,恩古吉除了列举众多的民族英雄,讴歌他们的英勇事件外,还特意突出了一些细节,将自己的抗争同民族斗争汇于历史长河之中,使二者互相印证,进一步突出肯尼亚人民“抗争的西西弗斯”的形象。

恩古吉深夜被捕时,妻子正重甲在身。入狱半年之后,他收到了妻子寄来的书信和照片,得知女儿已经出生,并起好了名字。在记述这一事件时,恩古吉就女儿的名字加以引申:“我的女儿娃姆尹吉(Wamuingi)——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属于人民的人……(她)总是令我想起我所受的拘役,不是私人事件,它是……肯尼亚人民为了创造一种大胆勇敢、充满爱国英雄主义的革命文化,而与他们激烈抗争的广阔历史的一部分。”

而自己在狱中用手纸写书的经历,则使恩古吉想起他阅读夸麦·恩库玛(Kwame Nkrumah)的自传《加纳》(Ghana)中谈到的用手纸写书的情节。就此,恩古吉说道:“……现在,与帮助过在詹姆斯堡监狱的夸麦·恩库玛、在罗本岛的丹尼斯、在卡密提监狱G区的阿布迪拉提夫·阿布达拉,以及其他无数有着相似迫切要求的人一样的旧手纸,也使我每日得以傲视拘役思想的意图。”

政治拘役,就是新老殖民统治者恐怖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就是要以威胁生命和远离群众的方式来改造或消灭生命、消除身份认同感。对于这样一点,恩古吉尤有体味。他说:“这些规矩……是为了让被拘者感到,他已经被彻底地同人民割裂开来,因此,他也失去了与集体间的团结——这种同人民同为一体的感觉……”而狱中抵抗者的书写,就是在以“文”的形式,来为被拘禁、摧残和扭曲的生命、尊严及身份抗争。恩古吉在《狱中日记》里记述道:“我要在狱中书写一部生活日记,我要记录下发生的每件事:我看到了什么,摸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以及想到了什么。”这里的“生活”,既可以看成是具体的“生活”,也可以看成是个体的“生命”。个人或许会在狱中死亡而失去具体的生活,但通过书写,他以及他所属的群体、所代表的历史之生命、尊严、身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得到延续。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恩古吉·瓦·提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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