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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人物的苦苦挣扎更感兴趣——安·贝蒂访问记


来源: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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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美国作家安·贝蒂)

采访者:[美]拉里·麦·哥利高里

采访对象:[美]安·贝蒂

翻译者:雷音

我不得不激烈否认六十年代和我的作品有任何关系

拉里·麦克费里(以下简称拉):在你的书中家庭关系经常是相当可怕的。你是在挖掘自己过去的隐秘的往事吗?

安·贝蒂(以下简称安):我要说,我书中的家庭关系与其说是真的可怕,倒不如说是好笑。但《洽如其分》一书中的情形是个例外。那本书中约翰和露意丝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可怕的。不过《恰如其分》中我描写的家并不是自传。举例说,书中描写的孩子们——约翰·乔尔和玛丽,我的灵感并不是出自我的童年回忆,我是从观察西海岸到纽约的定期火车中获得灵感的。这不仅仅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什么亲密的童年朋友,还因为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没有其他的孩子。另外,部分的原因是我从小非常害羞。至于我的父母,我与他们相处得很好。而且始终如此。我认为我们看待生活的方式并不相同,但我们彼此却可以共同分享其他许多东西。比如我父亲和我母亲两人都有异乎寻常的幽默感。我也有。(尽管我们三人有完全不同的幽默感)所以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的家庭生活中没有什么可怕的故事好说。(但你要注意我并没有我自己的家庭)事实上,我是隔一段距离来观察许多家庭,并不是我亲身经历过这一些。

拉:你是否认为成长中没有兄弟姐妹会使你更容易感受到友谊?“友谊”似乎经常在你书中出现。

安:很可能、目前我独自生活。(我离婚了)在这样的日子里有亲近的朋友对我来说意昧着很多东西。和你的朋友亲密在大学里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的意思是任何人都可能在其他任何人的房间中出现。主要是因为你只要穿过宿舍过道就可以敲任何人的房门。现在我住在纽约城。住在这儿很容易招惹是非。(我仅仅相信从“内部”得知的消息)所以某种特定的亲密方式再也不可能了。十年前,我可以敲他门的人现在有了两岁大的孩子。如果我去敲门的话可能吵醒他的孩子。这是题外话了。我信奉友谊,就像信奉理想一样。因为友谊比成为家庭的一员或处于恋爱中更使人放心。

拉:你是否曾经像《冬天的寒冷景象》中的查尔斯或像我和我的大多数朋友一样,几乎去了伍兹多克并且险些因为示威而被捕?你曾经是这群人中的一分子吗?

安:我几乎去了伍兹多克,完全出于无心,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甚至特别不喜欢那时的那个音乐。那个周末我的一个朋友有她哥哥的汽车,我们曾想去那儿。但因为某种原因我们没有去,而且我并不因为错过它而后悔。我是在电视上观察六十年代的。我在华盛顿参加过几次游行,在游行队伍的右边。但我没有为支持他们而反复上街。可能我应该去的,但我没有。坦白说,我认为六十年代和我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

辛达·哥利高里(以下简称辛):为什么你认为每一次访问你都似乎不得不圆满地回答有关60年代和反主流文化的问题?

安:人们似乎记录了一些我从未说过的煽动性的语言。所以我现在处于一种不得不激烈否认六十年代和我的作品有任何关系的地位。这种地位可能:是由于批评家的反应过度造成的。原先谁感到六十年代对我的作品那么重要?

拉:当然,你书中的一些人物的确是哀悼了过去的六十年代。至少看起来好像是被怀旧的情绪所缠绕。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有关六十年代的东西使你的人物有这种感觉呢?

安:就我个人而言是有的——由于某种明显的原因甚至不必要再进一步探究。那个时代社会上有某种接近的感觉。人们有一种共同的愤怒。人们互相之间有——或假装有某种尊敬感。那些情况和五十年代不同,和现在也不同。但我认为,如果你一本接一本地通览我的书和小说,你将发现并没有许多人表示哀悼六十年代。我想这个印象主要是由《冬沃的寒冷景象》中的查尔斯造成的。我的意思是我处理查尔斯这个人物和塞林格处理霍尔顿·科尔费尔德这个人物是相似的。当人们想:“喔,可怜的、甜蜜的霍尔顿”时,他们并没有读懂《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实际上我认为塞林格对霍尔顿发出了许多冷嘲。我当然已经暗示查尔斯是精神不健全的、有妄想症的、极端自卫的。而且任何东西只要符合他的目的——就像这种观点“哦,过去曾有过浪曼谛克而现在没有了”——对他就是一个好的掩护物。所以我对他的兴趣更多的是把他作为一个例子来研究,而不是把他当作某种过去的代表人物。我指的是查尔斯会寻找任何一样东西来为自己辩解。在心理上他有这种强迫感。而怀念六十年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辩解。今天人们总是在为六十年代召魂,并试图装作感受到他们担负着某种罗曼谛克的义务。但是这些却一次次地失败了。

辛:为什么你认为这么多的读者和批评家都未领会你在描述查尔斯和山姆的罗曼谛克的梦想中的冷嘲呢?

安: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许多被公认为“六十年代’的书——出版商的书桌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书。这是今天人们正在写的热门话题——但是在1976年情况却不是这样。人们渴望要一本有关六十年代的书,恰好那个时候《冬天的寒冷景象》出现了。他们对这本书的反应由于这种渴望而被扭曲了。他们并没有真正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看起来他们是得到了它,但造成的严重后果却是歪曲了我的意图。如果当时我知道人们是以那种方式需要这本书,没准儿我就不会把书稿卖给出版商,不满足人们的这种要求了。不过,声明“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也挺让人心烦的。

拉:你这么说你在《朋友》这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他“为了仍然相信大多数高尚的活动是从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这段时间内进行的而一再谴责自己”。这似乎是你书中不少人物面临的难题——那就是试图对付普通平凡的人生。你是否时时都注意这一类的事情——也就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一切成长发展之后,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要接受生活的本来面貌仍然是特别困难的?

安:我想我更相信中国的一句咒语:“祝你有一个有趣的人生。”现在我回过来要谈的是,我想如果我在莫里斯顿有个当律师的丈夫(因为这是我不拥有的),而我的主要麻烦只是有关蒙的索里学校的事情,那么我的生活将会变得轻松得多。我确信这种罗曼谛克的幻想正是我一直紧抓不放的某种东西。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种东西太虚无飘渺了。如果它开始变为现实我就会立即放弃它。许多人会说我过的这种生活十分令人羡慕,我不会去改变它。在许多方面我的生活的确是值得羡慕的,尽管人们想象不出这种生活的不利方面,但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至于我书中的人物,全部问题恐怕在于他们设法得到工作,这件事对我来说实际上更多的是个技术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因为他们不得不去挣钱以便可以到处走走,而我不知道人们怎样去挣钱。现在我懂得了如何在一篇小说中使人物不去浴室,因为当我希望成为一个作家时我逐渐掌握了避开庸俗细节的技巧。过去浴室是个难题。你试图忠实地对待这些事情: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他(她)们什么时候小便?但是对我来说解释人们为什么流动却不大容易。所以我的人物都不缺钱花。

辛:你在大学研究院待了一段时间,你去那儿干什么?

安:主要为了逃避九点到五点的工作。

辛:你是学语言的而不是学文学创作的,对吗?

安:我没有特别学习任何一门课程。我挑选我喜欢的教授去上课,而不大介意他们讲授的作家是谁。这使我陷入了极大的麻烦。我从未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文学方面你必须通过五个领域的考试,可我不懂什么领域。我当然了解作家和作品,但我不会把他们联系起来考虑,我不会把斯顿和菲尔丁或其他什么人放在一起考虑。实际上我应该走进我导师的办公室问:“十八世纪有哪些作家?”然后我得到一张名单,走出办公室啃它三个月,并且读一些时髦的有关十八世纪文学的书籍,然后鹦鹉学舌一通。我认为这整个的过程十分有失身份并且十分乏味,因为我从来没有那样去考虑文学。

拉:是什么使你成为一个作家的?

安:在研究生院我感到腻烦透了,于是我转向写作。为什么我成了一个作家而不是相反成为一个舞蹈家?我想是因为我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去写作。而且我住的地方没法儿学跳舞。

辛:你在高中和大学里没有写作过吧?

安:写过一点儿。在美洲大学我是文学杂志的编辑。我喜欢写作,我喜欢画画。我过去有点附庸风雅。可我并不真正懂得为什么喜欢写作而不是喜欢别的事情。

拉:当你开始写作时有什么文学作品对你特别有影响?我想到了一个作家——海明威。他作品的特性和你的相似。

安:对,是海明威。当我开始起步时没有读过多少当代文学作品。偶尔我看《老爷》杂志,但我刚进研究生院时对二十年代的作家更感兴趣。我知道自己作品存在着海明威的影响,我很高兴他对我有影响。但总的说来,我并不认为我的作品受到过任何人很大的影响。我讨厌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讨厌听起来像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似乎我生下来就十全十美,带着宙斯神前额上的光辉。毫无疑问,其他人们也是对的——他们找到了其他作家的影响。但我在开始严肃地创作时,真的没有广泛阅读过。

拉:那么你没有把其他作家当作某种榜样?

安:不仅仅是没有什么榜样,而且当我开始写作时并不真的认为这是一项事业。这种感觉就像是在喝酒,并且想知道克雷伯恩是不是也愿意过来喝一杯。就我的情况我要说榜样,范式都是学究式的。过去我本人并不认识任何作家。我认为他们并没有罗曼谛克的生活。我并不希望成为一个作家。我仅仅明白自己正在成为一个作家。所以没有理由去找什么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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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安·贝蒂 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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